这里面，要论名气最大的恐怕要属“贞观之治”。

不过，如果真的把它们的成绩单亮出来比一比就会发现，所谓“贞观之治”有点徒有虚表，不光与前面的几大盛世不是一个量级，甚至连东汉的“明章之治”都没法比。

李世民就曾经说过：“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意思是，隋朝粮仓的储蓄足够天下吃五六十年，而唐朝直到贞观十五、十六年才彻底解决粮食危机问题。

这一个数字就表明，贞观年间的国力与开皇年间差距太大。

那么，贞观之治真的是吹出来的肥皂泡吗？当然不是，要不然哪来天可汗的称号？又哪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美誉？

我们先看一下，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究竟是如何开创的。

一、落实均田制，鼓励拓荒耕种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土地是命根子，每一个王朝的没落都跟土地兼并有关。唐朝承袭了北朝以来的均田制，但这个制度执行起来气很不容易，其难点有二：

其一，来自豪族集团的阻力。

要想真正实现均田，就必须从那些豪族手上夺回他们占有的田地。唐朝的建立，与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李家人坐天下，势必与这些豪族分享成果。

比如长孙氏、独孤氏、宇文氏、于氏、裴氏、韦氏，以及山东的崔氏、高氏、赵氏等等。再加上为李唐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新贵族，也都需要册封。

所以，所谓的均田制不可能完全做到，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加以遏制。

其二，来自土地与人口分布的矛盾。

贞观年间的均田制规定，每一个丁男可得土地一顷。这个制度也很难落实，因为人口分布并不均匀，比如关中地区人口密度非常大，根本没那么多土地可供应。

这就形成了“窄乡”（人口多、土地少的乡）和“宽乡”（人口少、土地多的乡）的矛盾。

针对第一个难点，李世民一方面督促各地官员清查土地，没收非法所得，另一方面将皇家占有的宫、观地产释放出来，供应给缺地的农民。

针对窄乡与宽乡的矛盾，李世民出台了多项配套政策，鼓励窄乡的农民迁居宽乡。比如“分房就食”，迁徙的农民获得基本生活的救助，相关官员“劝勉”有功的，令考功司记录作为政绩考核。

再比如，在新颁布的《唐律》中还规定，在宽乡多占田、占田不及时耕种都不会受到处罚。迁徙到一千里外的农民，免税赋三年，五百里外的免税赋两年，三百里外的免税赋一年。官员如果违反规定，判刑两年。

二、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

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先后十三次下达减免税负的命令，其中一次是全国性的。从数字上来看，这个力度不算太大，但考虑到贞观年间薄弱的经济基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相对于“薄赋”，李世民的力度更多地作用在了“轻徭”和“劝耕”上。

隋王朝的灭亡，很的程度上要归咎于隋炀帝对徭役的滥征。大量的役工死于非命，既导致了人口的减损，又耽误了农时，这对农业社会的伤害远比战争本身还要可怕。

这在一点上，李世民首先做到了“克己”。

贞观元年，他原本想建一座宫殿，材料都买好了，最后还是考虑到征用徭役数量太大而放弃了。贞观二年，大臣们提议修建一座台阁，也被他否决了。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滥用民力，李世民就大型工事修建如何征用徭役修订了《营缮令》，规定工程动工前必须将徭役数量上报尚书省，得到同意后才允许开工。

同时规定，官员如果征用徭役超过“十庸”（200个工）以“坐赃论”。

贞观三年，李世民重拾废弃了几百年的籍田礼，他“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这件事轰动全国，以至于“观者莫不骇跃”。

他不是做做样子，还在皇家园林里亲自种了几亩地。有一次他对大臣们说：“有时候我锄草，才半亩就累得不行了。”

他还要求官员们必须下到地里接触农民，严厉打击游手好闲之徒。

为了不耽误农时，李世民还将国家大型典仪的时间，一律挪到农闲时。

三、招抚流亡，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人口是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隋末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唐朝建立时全国仅剩下200万户。按每户4口计算，顶多也就800万人。

这其中，逃亡于北地，以及被突厥、党项、薛延陀等虏获的汉民达几百万人。

贞观三年、四年、二十一年，李世民通过谈判和赎买的办法，先后解救回二百万人口。

为了增减人口，贞观元年李世民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子二十，女子十五为法定婚嫁年龄；鳏夫、寡妇不在服丧期的都可以自由婚嫁；生男孩一人，奖励粟一石。

同时，将鳏寡数量、人口增减等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

诏书中还有一条有趣的规定：资送。婚配男女中，难免有双方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为了促成婚姻，诏书责令当地官员，给贫困一方提供资助。

这相当于由官方帮女方置办嫁妆，或者给男方提供彩礼。

李世民还两次释放宫女，第一次达三千人，第二次数量不详。这些宫女回到民间，对人口的繁衍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兴修水利，促进农民发展

贞观年间是一个水旱频发的时期，贞观十一年的落水泛滥，一夜冲走了六百户居民的财产。

根据《唐六典》记载，贞观年间，工部增设了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增设都水监，将水利和水运分列管理，并颁布《水部式》作为管理法典。

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就因为没有事先视察河道，导致六百艘粮船不能行船，被“械送洛阳”。

扬州大都督长史李袭誉引雷陂水、筑勾城塘，灌溉良田八百顷。沧州刺史薛大鼎疏通无棣河、长芦河、漳河、衡河，解除了沧州夏涝之苦和农田灌溉之利。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对农业生产的促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意义。

贞观初年，刚刚走出战乱不久的大唐还处于民生凋敝状态，直到贞观四年关中丰收，从洛阳到泰山一带依旧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

贞观六年、七年连续丰收，山东地区才逐渐恢复了生机。

贞观十三年至十六年，连续四年的丰收，才让大唐帝国粮价大跌，人们终于依稀可见大唐盛世的到来。

这一路走下来，李世民可谓殚精极虑，战战兢兢。

当然，以上仅是从民生、经济，这个最重要的角度分析了“贞观之治”的举措，它与开皇之治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呢？

实事求是讲，差距很大，我们仅从人口和赋税两个指标做一个粗浅的比较。

隋文帝即位之初天下人口有713万户，3101万人，到隋炀帝即位时，人口发展到891万户，4602万人，分别增长了25%和48%。

李世民即位之初天下人口数量约为300万户，高宗李治即位时，人口增长到380万户，增长了27%。人口数量不详，按每户4人计算，贞观末期人口约为1520万人。

隋朝的田租为每丁户3石，外加义仓收储0.7石（等同于田租），隋廷全国每年的粮食收入达3300万石。

贞观时期的田租为每丁户2石，义仓收储以自愿方式，不强制，具体数字不详，每年的合计田租收入约为600—800万石。

庸和调的征收比例相同，不做比较。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贞观之治的成果与开皇之治相比，确实相差悬殊，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事实上，开皇之治时，全国的耕地面积达到了19.4亿亩，创下帝制时期的巅峰，后人再也没有超出过；而唐朝直到开元时期才达到14.3亿亩。

这么一看，贞观之治是不是真的就是假大空呢？我个人不这么看。

首先，一个王朝的政绩不光要看绝对值，还要看增长率，要比较起点。

隋文帝的隋朝是篡夺北周的江山而建立，整个北方地区虽然也处于战争状态，但从烈度上看，已经远不如东魏和西魏时期，基本的农业生产可以正常开展，人口数量也在猛增。

而唐朝建立之初可谓一片凋零，隋末的战乱遍及全国各地，从隋炀帝大业九年至唐朝武德四年，整整十年战乱，使人口数量减少了约80%，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很显然，贞观之治的起点太低了，将它和开皇之治放在一个频道上对比就显得很不公平。

有人说，贞观之治吃了开皇之治的老本，光存粮就让唐朝吃了五六十年。这话一点不靠谱，什么样的粮食能储存五六十年不变质？

根据史书记载，隋唐时期的粮食储备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干燥地区粟9年，米5年，潮湿地区粟5年，米3年。

按隋朝的人口计算，即便当时的几大仓都装满了，也不够全国人吃三年。所以，李世民的话只是个虚拟说辞，大意是说，假如能把那些年虚耗的积攒起来，够我们用五六十年。

其次，贞观之治的外部条件远不如隋朝，李世民在位期间战争不断。

开皇年间最大的一场战争就是灭陈之战，除此而外虽然跟匈奴有些许摩擦，但从烈度上讲，与贞观年间远远无法相提并论。

您可能诧异，李渊在位期间不是已经统一全国了吗？战争何来？

来自于北部和西部边境，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吐蕃、高昌回鹘，以及高句丽的骚扰和入侵。

贞观三年、四年灭东突厥，贞观八年灭吐谷浑，贞观十二年抗击吐蕃，贞观十三年征高昌，贞观十五年征薛延陀，贞观十九年征高句丽、再征薛延陀，贞观二十年征西域，贞观二十二年还跟天竺小摩擦了一下。

这些战争动辄十几万、二十几万大军，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因此贞观之治是在负重前行，完全没有开皇之治的“潇洒”。同时请别忘了，贞观之治还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个人认为，贞观之治的成绩单虽然不算亮眼，但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你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