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为什么如此富有？它的富有真的单单只是靠隋文帝杨坚吗？
第一、人口猛增。封建时代，人口能否增涨，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农业与商业发展情况，只有粮食、盐、衣物、田地等必需品充足，人口才能增加，而若是田地、粮食等都充足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肯定是一个富庶的国家。因此，人口猛增就可佐证国家的富庶。
那隋代人口有出现猛增吗？答案当然是有。从钱穆先生所著的《国史大纲》所收集的隋开皇元年人口增涨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从开皇元年（581年）到大业三年（607年），在这26年间，中国的户口数至少翻了三倍，从3999604户增加到了8907536户，而人口数也至少翻了三倍，从15998146人增加至46019956人。
由此，从以上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隋代的人口是处于快速增涨状态的。那如上所说，人口的增涨取决于一个国家田地、钱粮等必需品是否充足，若人口增涨快速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田地、钱粮充足。而隋代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人口就增加至少三倍，这无疑就可以看出隋代农业、商业等领域是有多么富庶。
第二、钱粮府库充盈。“府库”作为古代国家存储钱粮的仓库，它的多少与充盈与否，这是最能直观的看出这个王朝富有与否的表现。那隋代的钱粮府库充盈吗？答案也很明确，当然是充盈，而且还是无比充盈。
据《隋书.食货志》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达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自隋文帝开国以来，隋廷就开始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众多的粮仓，包括太仓、含嘉仓、永丰仓、太原仓、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这些粮仓自隋炀帝登基之时都存有着数量巨大的粮食，多者达千万石，少者也有百万石以上，可谓是充盈无比。
此外，隋代不但粮库充盈，钱库也是十分充盈，据《隋书.食货志》所载：开皇九年（589年），陈朝被平定之时，“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石”，想想看，一次祝贺凯旋的庆典，从朱雀门到南郭这十数里的路全部都铺满布帛，用度万石，而赏赐将士的布帛更是高达三百多万石，由此可见，隋代钱库的充沛。
第三、频繁进行巡游和大规模战争。历朝历代，皇帝要想巡视天下，或者是发动战争，其王朝就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如若经济不富裕，无论是巡游，还是战争，这都是很难实现的。想想看，清代康乾时期算是富庶的吧！可是，乾隆就六次下江南，就将雍正十余年辛辛苦苦积累下的财富差不多消耗殆尽。
但是，我们再回头看看，隋炀帝自登基始，他就接连进行巡游与对外战争，三下江都，六巡北塞，三征高丽，征吐谷浑，而这些活动无疑例外都是动用百万人在进行着的，可就算这样，隋朝的经济依然没有崩溃，其国库还依旧有充足的财富去支撑着隋炀帝同时进行着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修筑驰道、营建江都等数项大规模工程。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隋代的富庶程度。
从以上几点，我们大概就对隋朝的富庶程度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了。
首先，隋代的富有，这绝对是离不开隋文帝的治理的。西方哲学家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的繁荣昌盛紧紧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在那个“君要臣死，臣不得死”，“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能否兴盛，不取决于官员，也不取决于百姓，而在取决于皇帝，只要皇帝贤明，且有治国头脑，那这个王朝兴盛的几率近乎是百分之百。
而隋朝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就创造出如此惊人的财富，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出了隋文帝这位千古明君的典范皇帝。正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说：“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怠，赏功弗吝，节用安民，时称奔驰。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勤政爱民的隋文帝，在位十余年间先后实行轻徭薄赋、大索貌阅、输籍定样、均田令、租调制等改革措施。
首先，为促进全国的农业生产活动，隋文帝是相继推行了均田令、租调制、轻徭薄赋等农业改革措施，以此来推动隋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再是“均田令”。开皇二年（582年）文帝定：“一夫受口分田八十亩，妇女四十亩；又每夫给永业田二十亩”，即满二十一岁，或是已经结婚的夫妻，一个男子可授口分田八十亩，及永业田（隋代的口分田到了六十岁是要被收回的，但永业田就不会被收回，而是永久性的）二十亩，一个女子可获口分田四十亩。
其次，为快速增加隋代的财政收入，隋文帝也是相继推行“输籍法”、“大索貌阅”等经济改革措施 ，以此来充盈国库。
先是“大索貌阅”。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下诏：“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以防容隐”，就是各州县官员需按户籍上所登记的年龄和本人体貌对所辖区域的百姓进行核对，看是否有谎报年龄，或是隐匿不报的现象，如有不实之处，则要修正。此后，各州县官员都要定期对所辖区域的户籍情况进行核对，如若再发生错误的，则里正、保长、党长等要被处以流刑。
再是“输籍法”。唐理财家杜佑曾说：“隋代之盛，其由于斯”，这个“斯”指的就是“输籍法”。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采纳了宰相高颎“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籍，难以推校”的建议，开始实施“输籍法”。
此后，每年正月五日，隋代各地县令就会派人前往所辖区域进行考核，考核完成后，各地县令就会将所辖区域内的百姓以300家到500家为一团，然后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之后朝廷就会依据各地所定的户等来确定每户家庭这一年应该要缴纳的赋税，及所要服的差役，上等户缴纳最多的赋税，下等户缴纳最低的赋税。
而“输籍法”，它不但可以帮助隋廷搜查出大量被隐藏的户口，还能帮助隋廷遏制住地主豪强的逃税现象，同时还能抑制士族、豪强占有劳动人口，从而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总得说，就在隋文帝所推行这些农业、经济改革措施的推动下，隋代得以是大幅度的增加财政收入，并积累起了数量庞大的钱粮，是“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杨坚去世后，天下仓库的钱粮积储可供全国五六十年的正常用度。
当然，隋代的富有虽与隋文帝的治理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也有南北朝诸帝的功劳。要知道，跟隋文帝一样贤明的皇帝不是没有，如汉文帝、唐太宗等等，但是能跟隋文帝一样，开国之时就能将一个国家治理成极盛的皇帝却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隋文帝有多圣明，而是隋文帝所面临的那个环境是之前的皇帝所从未遇到过的。
我们要知道，隋代同汉代立国时“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不一样的是，隋代并不是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的，他是在建立在一个已经统一了北方，且经济、农业、军事都已达到相对鼎峰的北周王朝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隋朝之所以会如此富有，这之中是离不开南北朝为其所打下的基础的。
南北朝时期，中国虽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但相对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已是处于很稳定的状态。首先是南方，自东晋以来，南方始终都是处于一个王朝的统治下，所以南方发生的大规模战事很少，除淮河流域因是直接接壤北方王朝，所以时常发生战事外，其他南方地区并没有发生过多大的战事。同时，因南朝宋、齐、梁、陈之间的更替主要是以“禅让”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来进行的，除侯景之乱外，基本上都是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因此，这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发展，更未破坏社会的经济发展。
因此，南方王朝虽政治昏暗，皇帝多昏庸，但因其境内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再加上其又百余年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所以南方的经济是向着较为健康的方向发展着的，也就是在稳步提升着。在数百年的和平发展下，到了隋初，南方是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不但人口繁密，且经济更是繁荣，对于这点，我们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然后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北方，就可佐证一二。
而北方，北方同南方一样，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更替也都是较为温和的，如北魏的分裂，它只是宫廷政变的结果，而并非是战争结果，因此它并没有造成北方人口的锐减和经济的破坏，而北齐、北周之间也都是通过温和事变而建立的，因此也并未对北方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如此，基于这种结果，自北魏一统北方后，北方就很少再发生能影响北方社会的战事。
当然，北方不同于南方，它很少处于一个王朝的统治下，多数时候都被二个王朝统治者，因此相对于南方，北方之间的战争是较为频繁的。不过，因北朝的朝堂多数是被有能力的庶族所控，且皇帝也多贤明，因此北方战事虽较多，但其经济却是要比南方来得更加的发达。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颁布均田令：“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大意就是北魏朝廷派遣使者，由他们与各州县长官一起将全国的荒废土地分配给无田的百姓，鼓励百姓去开垦田地。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15岁以上男子可受露田（可种植谷物的田地）四十亩，妇女可受露田二十亩。此外，每个男子还可受桑田（可种植桑树的田地）二十亩，作为世业田（私有土地），而不宜栽种桑树的地区，每个男子受麻田（可种植麻树的田地）十亩，妇女五亩。
“均田制”的诞生对于北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出现对于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均田制的存在，北方的可耕种田地的面积得以是大量增加，而因土地的存在，那些流民也是最终被固定在此处，作为农民，世代居住于此地，安心的进行着农业生产，由此北方王朝的财政收入也因人口的增加得以是大幅度的增长。
由此，就是在北朝多数君主都十分重视农业发展的环境下，曾经被五胡十六国弄得是乱七八糟的北方，其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从北魏永兴中期的“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直至在东西两魏时期变成“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这样繁荣的景象。
可以说，在隋文帝立国之时，南北方的经济其实已经是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直白的说，这时南北方的经济已经是开花结果了，文帝的治理，只是让这个果实变得更大更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