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时期，蒙古缺的设置，具有哪些特点和影响？

蒙古缺设置的阶段性特征

（1）入关前蒙古缺以设置高级文官为主

后金政权建立之初，努尔哈赤设置蒙古大臣、蒙古断事官以及蒙古巴克什等官，吸纳蒙古人进入后金官员系统，进一步扩大了统治阶级群体，为职官体系注入新鲜血液。

皇太极时期，蒙古官缺的设置在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的重要的衙门机构中，且均担任高级文官、中级文官，处于满蒙汉共同治政的萌芽时期，与满汉共同分掌衙门的最高行政权，此时蒙古官员的政治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2）顺治时期蒙古缺设置范围进一步扩大

顺治时期蒙古官缺的设置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太仆寺、国子监，这一阶段的蒙古官员的行政地位在入关后有所下降，体现在蒙古官缺品级下移，行政权力也随之弱化。

六部高级文官于康熙元年（1661）裁归满缺，理藩院高级文官设置之初也为不分满蒙补授，虽为满蒙互补，但衙门的最高行政权力仍然掌握在满洲官员手中，嘉庆朝之后更是设为满洲专缺，且京内中央文职衙门蒙古专缺在顺治朝设官最高为中级文官。

虽然作为满洲政权的重要同盟蒙古旗人，清制规定“京堂而上，得用满洲缺”，但在实际官缺设置上仍为满洲专缺，足以体现统治者在满蒙汉共同治政的方略下逐步向满汉复置制过渡的痕迹。

入关前夕倚赖庞大的蒙古群体以强化其政权建设力量，入关后随着职官体系的日益完备，民族关系的进一步缓和，蒙古人对于清政权稳固作用逐步削弱，行政权力收归本民族手中成为清廷亟待解决的问题，虽蒙古人在入关前就已纳入八旗系统，且统治者标榜旗民一体，但是各民族的政治地位高低还是在官缺配置上体现出来。

（3）康熙时期蒙古缺以裁归满缺为主

康熙朝蒙古缺的范围扩大到钦天监与内务府，分别于康熙四年与康熙四十一年始设蒙古缺。

这一时期主要以裁撤蒙古缺为主，由于蒙古缺在京内中央文职衙门所占比例较少，故裁撤增设均一体调整。主要集中在康熙三十八年与五十七年。

康熙三十八年因“蒙古司官无事可办”，停补部院蒙古司官，这是其遭裁汰的根本原因。

康熙五十七年（1718）复设蒙古官缺共计24缺，官缺裁撤之前，理藩院各蒙古官缺在内部升转，京内中央其他文职衙门蒙古官员不补授理藩院官缺，部院蒙古官缺裁撤之后，理藩院蒙古官员需与满洲官员一同选授满洲额缺，致使蒙古官员升转壅滞，统治者为疏通蒙古官员仕途，完善升转程序。

遂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集中增设京内中央文职衙门蒙古官缺，虽然复设部分蒙古官缺，但范围也仅在六部与都察院，且裁撤之前六部都察院共设蒙古官缺54缺，复设后仅为24缺，额数减少近，这一时期国子监和钦天监也设有少量的蒙古官缺。

（4）雍乾时期蒙古官缺呈现增设趋势

主要在理藩院、太仆寺、国子监共添设中级文官8缺，低级文官雍正十一年（1733）添设理藩院11缺，雍正十二年（1734）添设六部、都察院共计8缺。

雍正时期正值准噶尔部控制漠西厄鲁特蒙古与清廷内战时期，雍正为了处理日益增多的蒙古事务，在京内中央文职衙门添设蒙古官缺，添设的范围大多在专门负责处理蒙古事务的衙门如理藩院以及太仆寺，以及负责培养政治人才的国子监，负责翻译往来文移的笔帖式则是设置在六部及都察院。

乾隆时期共增设42缺，其中较集中的增设在九年（1744）添设内阁6缺、四十七年（1782）添设理藩院、钦天监共计9缺，四十九年（1784）增设理藩院4缺，时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京内中央文职衙门蒙古官缺再无调整。

清代蒙古缺设置的影响

（1）巩固清朝统治、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

清代统治者为了吸纳蒙古人入仕清廷，从努尔哈赤时期就优待蒙古人，实行恩威并重、剿抚并施，一方面恩养前来归附的的蒙古人，予以经济赏赐和政治优待，另一方面武力征服蒙古诸部，通过满蒙联姻，进一步加强满蒙同盟关系。

皇太极更是任用蒙古旗人担任部院高级文官，参与政权决策，使其与满汉共同治理国政，进一步提高蒙古旗人的政治地位。

赏赐降众、继续与蒙古联姻、大力弘扬喇嘛教，满蒙信仰一致，从思想上吸引蒙古人进入后金职官系统，使之成为稳定后金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力量，积极的笼络蒙古官员，为入关后的官缺制度的完善积蓄力量。

入关后统治者在必须使用蒙古语言以及处理蒙古事务的中央机构设置蒙古官缺，进一步扩大蒙古官员在京内中央文职衙门的设置范围，扩充蒙古官缺的设置额数。

蒙古官缺的设置，推进了满蒙汉共同治政的进程，维护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我国民族融合，各民族共同参政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2）完善清代官缺制度

作为庞大的政治群体，蒙古旗人在巩固强化清代政权建设完善职官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入关之前，作为蒙古游牧民族，蒙古八旗人员是管理收服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坚力量，其在后金政权部院衙门中担任高级文官，直接参与政事决策，成为庞大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体现了其极高的政治地位。

清入关后，在京内中央各权力核心衙门设置蒙古官缺，为蒙古旗人打开入仕途径，笔帖式作为旗人升转的重要途径，亦大量地设置了蒙古官缺，进一步拓宽了蒙古旗人的升转途径。

康熙三十八年（1699）裁撤部院蒙古司官，将其划归理藩院升补，直接导致蒙古旗人升转致碍，虽然京堂以上蒙古官员可以借补满洲缺，但蒙古官缺的大量裁撤，还是很大程度的限制了蒙古官员的升转。

虽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复置部分蒙古官缺，但额数已大不如前，且后期的蒙古官缺添设多为笔帖式等低级文官，蒙古官员的政治地位大大下降，亦不如从前。

但裁撤京内中央文职衙门高级文官蒙古缺，是为了精简职官体系，完善官缺制度，实现满汉复置的有效措施，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说明蒙古官缺的调整不仅仅是官缺数额的变化，亦是统治者在不同行政人员配置上的民族倾向性，蒙古官缺划归满缺，为实现满汉复置提供了制度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