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在汉朝只是徒有虚名？学者：甚至更低
古语有言：“丞者，承也。相，助也。”
丞相的本职即为上承王命，助理万机。
秦朝建立后，丞相统领百官的权力更是被制度化。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也正因此，丞相在一定时期内的权力、名称及等级变化，都可以反映出该时期内王朝政治生态的发展情况。
如在西汉时期，诸侯王国的丞相就发生了从权同中央到徒有虚名的转变。
王相制度也由兴盛走向衰亡。
在这其中，汉中央朝廷是转变的主要推手。
而这种转变的背后，更意味着一个与汉之存亡有关的重大问题。
即，王国问题的解决。
追本溯源：王相制度与王国问题的由来
秦朝末年，群雄四起，各方势力逐鹿中原。
在这期间，六国旧贵等相继复立，建立政权，恢复战国旧统。
其中就有王国相制。
“上柱国”者，“相国”也，亦是相的一种形式。
又有陈胜部下武臣复赵，自立为王，命张耳、召骚二人为左、右丞相。
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严格说来，相国、丞相和相是有区别的。
但是鉴于当时“相”者意义相近，皆是以重臣为诸王副手，所以一概论之。
六国复相，上继战国以降的相制传统，下启楚汉诸侯王相制度的传承。
其更是反秦势力内部各政权，都拥有政治独立性的一种象征。
此后，伐秦之战胜利。
虽然先定关中的是刘邦，但碍于项羽实力更强，只能由他主导分封诸王。
最终，刘邦得汉中巴蜀等地，被封为汉王。
但项羽分封并未改变各国政权独立的特征。
不久，身处齐地、手握重兵却未得封王的田荣率先起兵反楚。
刘邦紧接其后攻楚。
至此，楚汉之争爆发。
各诸侯或联楚或盟汉，形成了不同的军事同盟。
楚汉相争时，项羽任用同姓贵族为相。
而刘邦则全然不同。
他在联盟内设置了许多异姓相国和丞相，还打破了战国以来将相分职的传统。
此时的王国丞相，多为武将出身。
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也超出了相职应有范围。
此举也确实为刘邦破楚立汉，起到积极作用。
毕竟相国之位，自战国以来尊贵尤甚。
刘邦用以委臣，一来笼络人心，表明君王对臣下的看重，二来赋予其总领军政的特殊权力，便于征兵收赋等举措。
甚至有时能防止诸侯势力过大，起到监军之责。
只是这种特殊制度背后，反映的是刘邦为了逆转颓势，做出的退让。
相国已是当时最为尊贵的官职。
可战时以将为相，而定天下后又该如何奖赏？
刘邦实际允诺的，是灭楚后分封诸王。
这也为后来困扰西汉中央统治者多年的“王国问题”埋下了伏笔。
剑有双刃：王相制度对汉中央的弊与利
战时的将相合一制度，有力地帮助刘邦建立起西汉王朝。
但正所谓“剑有双刃，事有利弊”。
此后，王相制度却对汉中央及王国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
汉五年正月，霸王已死，汉业功成。
在诸王的推举下，刘邦登帝位。
根据《史记》记载，同月，刘邦正式确立了各诸侯王的封地。
“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
值得一提的是，汉虽定都关洛地区，但收回了东边的齐地。
这实际是汉中央为牵制诸侯所做的安排。
亦可看出刘邦对旧时臣属如今王侯的戒备。
而在诸王眼里，践祚的刘邦，此时依旧不过是那个领导他们伐秦打天下、可与之平起平坐的汉王而已。
况且，他们之间有功成封王的约定。
所以即使刘邦称帝，异姓诸侯王在对于王国丞相及官职任免的问题上，依旧拥有独立自主权。
而各国丞相也常常以本国利益为先。
此时的王相制度，实际是在为王国问题的产生发展推波助澜。
如，黥布当时被封到了淮南。
此地战国时属楚地。
于是，他便从楚制，设置了上柱国一职，即淮南之相。
而后，黥布反，其相亦随其而反。
不仅如此，赵相贯高，因为看见赵王张敖受辱，也想要密谋杀掉皇帝刘邦。
最后事泄和赵王一同被押往长安。
随着西汉王国问题的频频爆发，西汉开始翦除异姓王，同时分封同姓。
王相制度与王相的任免也随之发生转变。
为了控制局势，汉中央为不断新封的同姓诸侯派遣相国、丞相等以辅政监国。
如，刘邦曾立长子刘肥为齐王，以曹参为相国；曾徙代王如意为赵王，以陈豨为相国、周昌为丞相。
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相辅幼王的政治结构。
同时，这也意味着，各地诸侯不能再自由地任免丞相。
王相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
高祖末年，据《汉书》载，“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
当时，各诸侯国的官吏制度都和汉中央一模一样。
诸侯自由任免百官，但唯有丞相一职必须由中央任免。
此时的王国丞相，就像一块由汉中央放置在各诸侯国权力枢纽间用来定风波的巨石。
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王国问题再次出现的步伐。
等到惠帝吕后时期，汉中央与诸侯间的关系较为稳定。
王相仍然是一种牵制诸侯的有力工具。
惠帝初年，下令将各诸侯王的“相国”改为“丞相”。
根据前者更显尊贵之意的传统看来，这种易名同样是为了有别中央与地方的尊卑。
吕后逝世时，齐王欲用兵，仍需要齐丞相虎符才能发令。
这说明此时诸王仍受制于相。
而文帝在位时，诸侯年岁渐长，逐渐有摆脱中央限制之意。
如淮南王就曾自恃为帝兄长，僭越法度，驱汉吏而自置丞相。
由于文帝是在宗室大臣的拥戴下即位，故其对诸侯王等多有纵容。
从而进一步增长了诸王的势力与气焰。
与之相对的，此时是王相权力的受限。
若得重用，尚能左右诸王。
不得用者，为了在政治斗争中保全自身，甚至终日无所事事饮酒作乐。
王相制度开始有了衰弱的前兆。
终于，至景帝时，大汉王朝迎来了王国问题的再一次爆发。
徒剩虚名：王相制度的终结与王国问题的解决
景帝在位时，汉朝爆发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同姓诸侯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位同姓诸侯王，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数十万，矛头直指长安。
期间，王相制度对止叛起到了一定作用。
如淮南王也曾想要发兵参与叛乱，被淮南王相用计换取领兵权守城不出，以示向汉，淮南才得以保留。
此外，还有戊、赵等国的王相。
在其王通吴谋反时，他们极力强谏，试图阻止谋叛，最后都死于王令下。
七国之乱后，汉朝统治者开始通过易名降权的方式，从制度上削弱王相。
其原因有二。
一是汉中央希望从诸侯官制入手。
通过改革官制削弱王国势力，以平息消弭王国问题。
二是在七国之乱中，王相制度已经充分暴露了自身的衰弱之势。
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大大降低。
所以景帝在位时，下令收回诸侯治民权，仅让其食租税。
他还把诸侯的丞相改为相，并改王相金印为银印，降秩至二千石。
从而削弱了诸侯王和王相的地位和权力。
武帝时，汉中央继续加大对诸侯的控制，行推恩令，设左官律，更任用儒生为诸侯王相。
其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教化诸王，以达到用思想控制诸侯国的政治需求。
如董仲舒就曾做过胶西相、江都相。
此后，各王再无力与中央对抗。
虽有淮南叛乱，但不过只是“小打小闹”，难以对汉造成威胁。
汉元帝时，诸侯相的地位被降低在中央官吏体系的郡守之下。
而至成帝时，王相连辅王的权力都已经消退。
据《汉书》记载，“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
此时的诸侯王相只有一个名称存在，不再统官辅王，徒留虚名。
诸侯王封地也变更为郡县化的管理模式。
随着王国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西汉的王相制度也走到了终点。
结语
纵观西汉历史，从楚汉相争时的“将相合一”、同姓王时期的“强相辅幼王”到最后“令相治民如太守”。
不同时期下的王相制度对王国问题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反过来，王国问题的逐步解决也促使王相制度发生改变。
归根结底，王国丞相的存在就是为了辅佐诸侯王，分担事权。
若无诸侯王也自然不会有王相存在的意义。
而裂土封王作为一种落后趋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其违反了历史发展潮流，注定难以长期延续。
王相制度也终有走向消亡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