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秦朝一统天下仅仅是天命吗？
不是。秦国
的经济制度随着
历史
的发展不断转型，全方位的变革壮大了
秦国秦朝
的综合实力，为
秦国
实现统一伟业奠定了经济基础，从而也对历朝后代的
封建王朝
的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这一点来说，秦国的历史地位与意义不容小觑，而研究和探讨让秦国崛起的经济制度建设也就有其必要性
，
然而这一统天下而迅亡的结局带着浓重的悲哀
宿命
。
一、 经济制度的求变
秦国秦朝农业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地制度的变革。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诸侯来说，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而土地则是农业发展的基础。
1.从井田制到授田制
在中国古代，以天子、诸侯、卿大夫各有分地，也就是以宗族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方式存在的“井田制”。然而随着天子的权力被架空，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开始实施“授田制”。
秦国的土地有两种占有形态与经营方式：一种是国家机构进行直接占有，同时进行经营管理；而第二种是通过给有功勋的将军赐田，或其他方式的授田等途径，将土地转成了私有。这样导致的后果，一方面就是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保障确认，另一方面进一步瓦解了奴隶制下的国有土地形态。
随着时代的进步，无论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探究所有制形态的意义不如探究在这种形态下哪一种更容易解放生产力，以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纵观历史，只有真正为劳动者带来切实利益，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2.商鞅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行土地国有化。那么，商鞅是如何实现的呢？
第一：取消“封侯制”或“采邑制”，施行“郡县制”。
第二：确立军功的升迁途径，并以新军功“家祠“来命名田宅。
第三：通过“集小乡邑聚为县”等措施，完成了对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
也就是说，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实行普遍土地国有制。在此基础上，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管理大部分土地。实际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有土地数量庞大，且质量优渥。那么，国家拥有这些庞大的土地，赋予了怎样的意志，几乎决定了国家的前程与国土之上草民们的命运。
以秦国秦朝为例，当国家通过商鞅变法得到了庞大的土地后，即欲吞并天下。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秦国秦朝将小部分土地转归私人占有和经营使用，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确认军功的升迁途径，达到全民皆可战的动员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欲立大国而积极有效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往往是历史的选择，并不屈从于人的意志。
秦简《仓律》中有五条关于国营耕地管理的立法。首先，对于国营耕地，通常其收益要交给秦国国库，但是并不受王室支配。此外，秦国对牧场、山川、水泽以及草地都进行了分级圈占。
然而，是谁赋予了秦国秦朝这种庞大机器的意志？是身裂而死的商鞅吗？是秦国几位贤明的君主吗？是备受非议的八子吗？都不是。是人民——是连年征战想要和平的民心。他们需要有保护的寸土，他们需要有升迁的希望，他们需要一个强壮的符号。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秦朝可以朝并六国，一统天下，而夕死国灭，灰飞烟灭？是因为赵高吗？是因为秦二世吗？都不是。是因为高高在上的君王，以为这天下是一家的天下，以为这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都不过是窃天下财而不自视为盗贼罢了。
二 、秦国秦朝农业经济的发展
秦国自商鞅变法至统一六国，一直实行多种形式的国家授田制，由国家向农民统征赋役。封建国家有三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赋税“。秦国秦朝作为典型的国家机器，几乎完美实现了这三个要素的循环。
1.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秦国的授田制，以户口为依据，即普通庶民士伍只要立户名，便可享有国家定期授予的田宅。
也就是说，国民一般都能获得国家授予的一百亩田地。但是，这些农民在国家的角色里，就是一种工具，而国家的意志就是让农民产出更多的财富。因此，秦国秦朝的经济制度，甚至任何经济政策都趋向于这一目标。所以，按秦国规定，农民对国家的产能负责，他们在土地耕作，但土地不属于其私有财产。此外，秦国还督促农民勤奋耕种田地，对偷懒的人要进行处罚。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年），
“使黔首自实田”
，
允许农民自由占垦土地，并归个人私有。
由此，正式宣告了土地国有制下授田制的结束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自此后，私有土地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地主、农民都可以 自己处理其所属土地。这种历史契机，主要是秦国秦朝实现天下统一之后，迫切需要恢复土地生产力，因而对土地开垦实行鼓励的政策。当土地买卖迅速发展，社会日益形成占有土地的地主阶层和刚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
于是，
秦国的国家土地所有权，以租税合一的形式实现
。也就是，凡秦民，无论贵贱贫富或者土地拥有的多少，都对国家的租税有统一的税收额度。对于历朝后代的晚期所出现的土地兼并问题，秦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得益于秦国着力保护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是秦朝统一之后没多久就被灭亡了，导致土地兼并、土地私营化等问题没有了发酵的时间。
2.秦朝秦朝的水利建设
农田水利是农业命脉，通过兴修为农田服务的水利设施，改变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条件。
“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梁。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由此可以看出，秦国秦朝对修建水利工程尤其重视。
然而，秦朝重视农业基础条件的维持和改善，显然对秦朝的农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对于秦亡问题的探究又有什么意义呢？关于利国利民的政策与执行，应该从事实结果还是意志追求去定性，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以秦朝秦国的水利建设为例，首先这毫无疑问对秦国秦朝的农业经济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对秦国秦朝的农民起到了有利作用，然而从时空中抽离出来，从后来人的角度窥视整个秦国秦朝的机器运转。
不得不说这对于秦国秦朝的农业经济发展仅有所裨益，然而并没有显示出对秦国秦朝人民足够的裨益——兴修的水利，本就来自劳苦大众的付出，然而这份付出的成果呢？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成为某种超越兴修水利的功力而存在的悲哀宿命。
三、 工商业制度的发展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这样的社会现象：
“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当战乱年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从事农耕？因为没有保障。那么当秦国秦朝致力于农业发展为国家开疆辟土的时候，于是对任何不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打击，对任何有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鼓励。
因此，秦国颁布命令，对安分务农而努力耕织的人，给予免除徭役，但是对经商的人，以及荒芜农田的人就会治罪贬为官奴婢。
为了让农民专心务农，不作他想，商鞅连文化艺术活动都一律禁止了，几乎将农民视作产能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工商业也就得不到足够的发展。
结语
在国家机器中，土地是死的，劳动力是活的，而赋税是跟随劳动力变化的。然而秦国秦朝在经济制度的制订中，是在限制“活“的前提下追求”死“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秦国秦朝为了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一户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加倍征税。甚至对于女子，也要求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
当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养育婚葬都不在国家意志的考虑之内，那么个人的社会生存价值又何以保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得到更好地实现呢？
因此，秦国秦朝的经济制度发展，可以说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但是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存环境的改善则相对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