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宫嫔妃耳饰是满族特有风俗，入关后逐步受到汉族影响
最早应用的饰品之一——耳饰
耳饰可能是人类最早应用的首饰之一，在中国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就开始使用玉材制作精美的玦，而稍后的新乐文化则出现用煤精制作的珰。在古代汉语中“瑱”、“珥”、“珰”值的都是耳饰。
《说文·玉部》：“瑱，以玉充耳也。从玉，真声。”“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释名·释首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
关于耳环的来历说法有很多，其中明代《留青日札》一书中说：“女子穿耳。带以耳环，盖自古有之，乃贱者之事。”穿耳戴环曾经是“卑贱者”的标志。穿耳的意义，并不在于装饰，而是为了起到警戒的作用。在女子的耳上扎上一孔，并悬挂上耳环，当她们行动举止过于夸张时，耳环晃动摇摆就会碰到脸颊，好像有人用手在轻轻刮她们的脸，使其有羞耻感。以提醒她们举止要文雅，行动要谨慎，生活要检点。
古代耳饰
而到了清代耳饰逐渐发展为了女子饰品中的一种，并且备受推崇。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将小巧简洁的耳环比作“丁香”，繁复华丽的耳坠称为“络索”，使得小小的耳饰更显诗意。李渔说女子“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耳饰为女性增添了无限的时尚，是最能让脸部散发光彩的饰物，故此从古至今一直深受女子的喜爱。
源于民族的继承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对于耳饰的喜爱并不是受与宋明等朝代的影响，而是来源于本民族的传统。做为清代的满族人的祖先，女真族早年都有戴耳饰的习俗，而且是男女皆戴耳饰。《大金国志》“男女冠服”中载：“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
满洲贵族男子穿耳为饰之俗，大约入关而止，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努尔哈赤、顺治皇帝等清初帝王的肖像中均已不见耳饰的痕迹。但在清宫廷画家所绘诸多《雍正帝行乐图》中，有几张雍正皇帝的满装造型耳边便戴有大大的金环。
满族女子则将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入关后随着宫廷服饰制度的确立，渐渐形成统一的定制。李民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作为元帅姜弘立的幕僚，曾攻打努尔哈赤都城赫图阿拉。所著《建州见闻录》中记载：“（女真）女人之髻，如我国女之围髻，插以金银珠玉为饰。耳穿八九环。左鼻傍亦挂一小环。颈臂指脚，皆有重钏。”
《雍正帝行乐图》
这也指出了女真女子有耳带多环的传统。由此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满族女子关于耳饰的佩戴，多承袭与金代女真族的传统与审美，具有“一耳多环”的传统，明显区别于中原汉族。
“一耳三钳”的历史变迁
在此历史背景下，耳饰作为清代女性的专属饰物，满汉女子可以分别佩戴不同的款式，汉族女子基本延续明代的传统。满族女子则尊崇满族的习俗，采用“一耳三钳”，即在一只耳朵上扎三个耳眼。佩带三个耳环，以显示其地位尊于汉人的表象。
满族女子的耳饰最初多为金环无饰，《孝庄文皇后常服像》中耳畔所戴便是三个金环。天聪年间，出现了东珠耳坠，后来成为定制。满族女子耳上的环数也没有一定之规，清代早期顺治帝孝惠章皇后、康熙帝孝诚仁皇后的朝服像都是十分明显的“一耳四钳”。
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皇朝礼器图》校刊完成。这部从天命元年开始编纂，花费150年的时间，经过六位皇帝的不懈努力才编纂完成的典章制度类器物的政书，第一次正式将满族贵族女子的耳饰规定为“一耳三钳”。
从满族宫廷的耳饰定制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的三点考虑：
第一，不同的级别佩戴的款式和珠宝等级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同时耳饰的数量是区分满汉不同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让人一眼望去便知满汉不同俗；按《皇朝礼器图式》规定：皇太后、皇后的耳饰，每具金龙衔一等东珠各2颗；皇贵妃、贵妃、皇太子妃的耳饰，各每具金龙衔二等东珠各2颗颗；妃的耳饰，各每具金龙衔三等东珠各2各颗；嫔的耳饰，每具金龙衔四等东珠各2颗。皇子福晋、亲王福晋、亲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贝勒夫人、贝子夫人、镇国公夫人、辅国公夫人、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下至乡君、民公夫人、七品命妇的耳饰，各每具皆为金云衔珠各2颗颗。东珠的等级按大小及光润度而定。上至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佩戴的耳饰，皆为左右各三，三具纵向排列，其应用场合和朝服相一致。
第二，在材质的选择上，东珠的极度看重，用东珠的等级区分身份的尊卑。因东珠产于满洲人龙兴之地而显得极其尊贵，成为了满族最尊贵的女性之耳饰珠宝的不二选择；《大金国志》载：“女真在契丹东北隅……土产人参、蜜蜡、北珠……”，即此。《满洲源流考》云：“东珠出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诸河中，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宝贵焉。”说明其对于满族贵族男女来说，都是象征身份的标志。
第三，耳饰与皇家礼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讲究。在婚礼中，耳环作为装点新娘的饰物可以极尽豪华隆重，而在丧礼中，服丧的妇女有摘金戴银的习俗，耳环要换成白色银质的。穿素服。而在清代皇族的丧礼中，女子则要摘掉耳环，成服二十七日，以示对死者的尊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在咸丰皇帝的丧礼上，“孝贞显皇后、慈禧皇太后率妃嫔公主及凡宫人剪发，摘耳环，成服。《盛京刑部原档》中记载：崇德四年（1639年）七月，公和尔本去逝，固山额真杜雷的妻子在去祭拜他时，不但戴着金耳环，还在祭奠期间谈笑风生。因此被盛京刑部判处重刑，鞭打七十。
东珠朝珠
然而，满族人在入关之后，强烈地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熏陶与冲击，已成定制的“一耳三钳”的礼制也随着满汉的长久错居慢慢的发生变化，满族女子仿效汉族习俗者众多。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皇帝阅选秀女时发现：“竞有仿效汉人装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此虽细事，然不加训诫，必至渐染成风。于满洲旧俗大有间系。”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阅选秀女时，高宗注意到她们效仿汉人一耳只戴一钳，很不满意。为此传下圣谕说：“旗妇一耳带三钳者，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朕昨日选看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则竟非满洲矣。着交八旗都统内务府大臣将带一耳一钳之风，立行禁止。”
究其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恪守，清太宗曾经宣示过要求满族上下：“勿忘祖制，不服汉族衣冠”。是满汉的融合之风已经难以遏制，清代中叶之后，属于满洲的旧俗几乎都发生了变化，在耳饰的变化上尤为明显。
耳坠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阿哥娶福晋行初定礼的礼单中，尚有“嵌东珠各两颗金耳坠三对”说明了“一耳三钳”的习俗依然存在，但是在道光内廷绘的多组行乐图中，后妃都只有“一耳一钳”的佩戴。
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朝的《活计文档》的记录中已经不见“一耳三钳”的文字记录，而都代以“一耳一钳”的记载为多，而且出现了一副东珠耳坠搭配两个金环的过渡样式。
及至同治、光绪、宣统朝的诸皇后后妃像，均已没有“一耳三钳”的痕迹。
由此可见，清代满族耳饰经历了明末清初的“一耳多钳”，无定制规律到入关后逐渐形成定制礼仪的“一耳三钳”，至道光年间渐渐受到汉族影响慢慢演变成“一耳一钳”的变化历程。清代满族的耳饰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与思想文化，其演变历程同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生活习俗、各民族的文化交往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
“一耳三钳”的审美取向与民族性格，对于“一耳三钳”的选择同样折射出满族区别于汉族及其其他民族的对于满族自身身份的确认，表现出强烈的满族民族认同感。耳饰虽小，但是它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却是十分丰富，满族耳饰更是印证了满族所独有的文化特色，其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审美取向、民族性格，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融合都可以从耳饰中以小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