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破匈奴，只守不攻，看赵国名将李牧在军事指挥上的艺术

这一讲我们进入始皇帝三年（前244年）的历史，《资治通鉴》记载有3件大事：一是秦国爆发饥荒，二是蒙骜伐韩，夺取12座城邑，三是赵悼襄王任命李牧为将，攻打燕国，夺取了武遂和方城。

这一年的秦国，郑国渠刚刚开工不久，所以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容易遭受干旱的影响。等到将来郑国渠完工，两大天府也就如虎添翼了。

饥荒的爆发并不影响秦国东侵的步伐，只要不打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那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多去打打仗反而容易掠夺资源，增加补给。韩国现在已经变得不堪一击了，让蒙骜轻松拿下了12座城邑。

赵国那边，廉颇刚刚投奔魏国，赵悼襄王就任命李牧为将，感觉赵国有着充足的人才储备，老将的出走刚好给新人空出位置。《资治通鉴》从《史记》取材，花了很大篇幅来介绍李牧的出身和匈奴的来历，对于北宋而言，这确实很有资治意义，因为北宋同样亟待解决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威胁，而在古代的经验里，虽然秦国、赵国早就有过战胜的先例，但具体而微的战术记载还要从李牧开始。

李牧原本是赵国北部边疆的守将，工作内容就是防备匈奴。

这是匈奴在《资治通鉴》里的第一次出镜。那么，匈奴到底有什么来历呢？

如果匈奴人发明过文字的话，他们的自称应该不叫匈奴，只是发音像“匈”。称他们为匈奴，多少有点侮辱性质。

《史记》专门有一篇《匈奴列传》，开篇追溯匈奴的来历，竟然追溯到了夏后氏，也就是说，匈奴是大禹的后裔，虽然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上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称呼，在北方草原过着游牧生活，但和华夏人士不同文而同种，在基因意义且仅在基因意义上血浓于水。

关于这些记载，我们姑妄听之就可以了。

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北方散布着数不清的游牧部落，他们之所以不搞农耕，是因为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一条天然的南北分界线，大约和长城重合，这条线以北的地方，降水量不足以支持农耕生活，当地人只能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

游牧生活比农耕还要靠天吃饭，很可能一场突如其来的冷空气就能冻死一多半的牲畜，所以游牧民族必须拓展副业，到农耕地区抢劫。即便农耕民族愿意跟游牧民族通商，也很难相安无事，因为游牧民族的储藏能力过于有限了，只有抢劫才是最容易弥补匮乏的手段，随缺随抢，这真让农耕民族头疼坏了。

游牧民族正因为逐水草而居，抗天灾能力差，所以一旦遇到天灾，马上就会化整为零，绝不会抱团向着同一个方向迁徙，否则不但生活负担太重，也太容易被团灭了。这种游牧生活模式，使得游牧民族既没有领土意识，也缺乏牢固的家族纽带，而且总在分分合合，农耕民族很难搞清楚他们到底是同一拨人还是不同的若干种族。很可能秦国人口中的某甲和燕国人口中的某乙其实是同一个部落，也可能上一代秦国人口中的某甲和下一代秦国人口中的某甲却是不同的两个部落。

游牧民族精通骑射，机动性很强，也无所谓军纪，而且打仗的目的通常都是抢劫，所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农耕民族躲又躲不掉，追又追不上，最后不约而同都选择了修筑长城。“战国七雄”当中，秦、赵、燕都和游牧民族接壤，各自在北境修筑长城。后来秦始皇兴建万里长城，主要就是把现成的这些城墙连缀起来，不留一点空隙。

依凭长城防御匈奴，理论上说进可攻，退可守，但是，要做到“进可攻”，必须拥有强悍的骑兵部队才行。战国年间，秦国和燕国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赵国可以。但李牧镇守雁门郡，偏偏只守不攻。

李牧的具体做法是：用人不按常规，怎么方便怎么安排，把当地的商业税通通收归幕府，全部用于军费开支。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只守不攻，用得着那么高的开支吗？

不管用不用得着，反正钱没有花不出去的，给士兵们多开福利就是了。李牧每天都会杀几头牛来给军营改善伙食。伙食好了，骑射训练也要跟上，另外，多派间谍刺探敌情，严格管理烽火台，只要远远侦知匈奴来犯，就马上燃起烽火，所有人退入城内，反正匈奴骑兵翻不上城墙。李牧下达严令：谁都不准出战，违令者斩。

几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了，尽管寸功未立，但也毫无损失。

匈奴人都把李牧当成胆小鬼，李牧手下的将士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这么一来，赵王可就不满意了——这位赵王，应该不是赵悼襄王，而是赵悼襄王的父亲赵孝成王。但不管赵王怎么批评李牧，李牧一直置若罔闻。赵孝成王一怒之下，召回李牧，另行派将。

换将这种事情，就像当初以赵括替换廉颇一样，摆在继任者眼前的只有惟一的选项，那就是和前任反着来。这位继任者果然不怯战，只要匈奴一来，他就出兵迎击，但仗打得很不顺手，不但直接损失不小，边境百姓正常的农耕和畜牧也没法干了。

实践出真知，赵孝成王只好请李牧官复原职，还答应了他的要求，按他以前的办法搞，自己不加干涉。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李牧手下的那些军人明明不用冒任何的风险还享受着高福利，为什么反而会对李牧不满呢？前边讲过，这就是司马光特别发愁的问题：军人要想升官发财，只有通过打仗立功，所以军人天然就有好战倾向，就算敌人不来招惹，他们都恨不得主动出去挑衅。如果主将强压着军队里的好战情绪，当然会激起很大的不满。司马光之所以给李牧这么大的篇幅，并不是因为偏爱李牧。

政治难题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管理难题：怎么才能让军人在不打仗的前提下还能立功受赏?这太难了，就算政府愿意花钱，但这份钱只能雨露均沾，没法用高官厚禄奖励杰出人士。我们已经看到了，李牧没少花钱，但这种花钱方法，只能让军队里最平庸的那些人感到满足。长久如此的话，军队就会废了。我们的历史经验远多于战国时代的人，我们很清楚清朝的八旗子弟就是这么废掉的。

那么，李牧的防御打法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

李牧复出之后，一切照旧，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年，匈奴人虽然加深了“李牧怯战”的印象，但在这个胆小鬼面前总也占不到便宜，而李牧手下的将士们整日里好吃好喝，福利优渥，既亏心又不忿，战斗意志高涨。这个时候，就算李牧依然坚信自己是对的，但如果再不做点改变的话，自己作为指挥官的威信就怕维系不住了。

这就意味着，站在李牧的角度，仗已经是非打不可了。

新问题出现了：如果仗非打不可，那么怎么打才是最好的选择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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