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革新，嘉庆打着“咸与维新”旗号的复旧和集权
清朝虽然在乾隆手中达到了顶峰，但是在他好大喜功的折腾下也变得破败不堪。国库收入不足、人口膨胀土地矛盾尖锐、官员贪腐横行、河患频繁发生，波及多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也已持续多年……
为挽救危局，嘉庆也祭出了改革的大招，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帜。但是历史证明，盛世的幻境还是破灭了，是嘉庆的方法不行么？
嘉庆提倡“崇俭黜奢、勤政务实”，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在做皇子时就很节俭，太上皇驾崩后他又谕令各地停止进贡玉、瓷、字画、古玩等物件，并颁发一系列谕旨，严刹乾隆朝后期形成的奢靡之风。
对于朝堂因迎合乾隆而形成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风，嘉庆也非常反感，逮住机会他就要打压整治一番。
例如嘉庆四年，久旱的浙江下了一场雨，浙江巡抚玉德照常上奏朝廷拍皇帝马屁。诸如仰皇帝圣德，天降甘露云云。嘉庆训斥其“此等奏报，不可粉饰”。第二年云南部分地区水灾，巡抚江兰对灾情避而不谈，却拿其它地方的收成吹嘘说事。嘉庆将其革职，并谕令各省督抚再有粉饰太平者必予以严惩 ……
在日常处理朝政上，嘉庆也和那个当甩手掌柜的太上皇完全不同。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奏折，早膳后例行召见军机大臣询问国事并处理重要政务，然后继续批阅奏折 …… 颇有点雍正复生的味道。
除此之外嘉庆还裁减冗官、严查地方钱粮亏空、治河赈灾、体察民情（完善京控制度）、减免赋税等等。但是最重要，也最能说明嘉庆新政目的的还是“惩办和珅”。
嘉庆对于乾隆宠臣以及权臣和珅的恨，是不用过多说明的。但是他最恨和珅的地方却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并不是贪腐。
在太上皇在世，嘉庆还拿和珅没办法的时候，他就问过军机大臣吴熊光，“和珅可有不臣之心”。吴熊光却劝嘉庆放心，他认为和珅没这想法。因为想谋朝篡位的人必然要收买人心，和珅只顾捞钱而且捞得天下怨声载道，所以他不会谋反。
嘉庆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和珅针对皇权切过“一刀”。
军机处是清朝的一个特色机构，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皇帝更为高效的行使皇权。最初朝堂的奏折首先送达皇帝处，皇帝批阅后将自己的意见告知军机。军机处再将皇帝的旨意完善并具体化，最后通过“廷寄”和“谕旨”这两种方式来具体实现皇帝的意图。
和珅执掌军机处后，要求奏折在上呈的同时誊抄副本送至军机处。提前获知相关信息，既可以尽早准备相关事宜，协助皇帝更高效地处理政务；也可以揣摩圣意，给出迎合乾隆意图的建议。另外尽早知道相关信息，提前准备也便于在乾隆面前邀功或避祸。
虽然这么做会让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更为轻松（这也是乾隆默许和珅违规的原因）。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军机处的权力被扩大了，或者说皇帝被分权了。
还有个让嘉庆愤怒或者说害怕的地方是，和珅利用军机处权力挟制官员为自己谋利。
军机处处理奏折不同于朝堂其它部司政务流程的一个地方是“保密”。原则上在针对奏折形成“廷寄”或者“谕旨”前，军机处不得向外泄露任何消息。但是很多事情，对于相关责任人来说，提前获知朝廷、皇帝态度又是事关官运甚至性命的。
例如任内亏空或失职，被动等待皇帝发怒和提前请罪补上亏空、上缴议罪银，其结果是完全两样的。
和珅则利用自己掌握军机处以及掌握信息的优势，通过这些机密事项从官员们身上牟利。以至于军机处外常常活跃着各色官员，他们以禀报公务为由，前来探听、“购买”消息。到了乾隆后期很多奏折，皇帝都还没有批阅，朝堂官员们已心知肚明了。
另外官员们也会通过行贿军机的方法，让军机在某些事情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建议”，进而去影响皇帝的处理态度。
这不仅仅是损害了朝廷、皇帝的威权，不少事务由于官员们提前知情并串联、准备，常常被折腾的不了了之，这实际上也降低了皇帝对官员们的掌控，损害了皇权。
因此嘉庆所谓的“咸与维新”，实际目的是想重新收拢在乾隆手中变得有点松散的皇权。
在擒拿和珅的当天，嘉庆发布上谕要求各部官员以及各省督抚，今后奏折不得再提前送至军机处，“俱应直达朕前，俱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并且嘉庆多次警告官员们，不得将所奏之事提前告知军机大臣。
嘉庆五年，扳倒和珅的功臣广兴在投递奏折时另行咨文送到了军机处。嘉庆就一点面子也没给，将他降为四品京官并取消了他直接上奏的权力。
同时嘉庆也再次强调了军机处保密的重要性，“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泄露”。不过嘉庆也明白靠说是管不住的，为此他弄出了老方法“互相监督”。
嘉庆派御史至军机处坐镇，专职监视军机大臣、章京们是否泄密，发现问题随时都可以上奏。同时军机处的人也负有监视这些御史们是否守则、守职、窃密的义务。
规范了军机处日常工作的细则。例如要求军机大臣只可处理当日谕旨、其它部司官员不得前往军机处回事或问询、不得将文件带回家中处理等等。
嘉庆也不动神色的降低了军机大臣对军机处的控制。主要方法是将招纳军机章京由军机大臣推荐改为考试选拔，以此弱化军机大臣对众章京的影响。另外将具体书写“谕旨”的权力划给了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只负责向皇帝提供建议。
嘉庆四年，以容易滋生弊端为由，将刚进军机处帮忙的成亲王永瑆又赶出了军机处，并就此弄出了王公不得入军机的祖制。这么折腾的目的就一个，弱化军机大臣的地位。
嘉庆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将皇权再次重聚于皇帝手中，然后嘉庆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他的执政理念其实不是“维新”，而是“守成”。
早在乾隆四十八年，还是皇子的嘉庆随乾隆巡福陵时就写了不少守成为主题的诗，“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
嘉庆六年二月，嘉庆在上谕中称“列圣旧章，自当恪守”。嘉庆十六年，天子亲作《守成论》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守成思想，这一思想也发展成了其后道光、咸丰时期的国策。嘉庆守成的原因很复杂，概括下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成规都是先辈殚精竭虑而得的经验教训，后世子孙没有道理不恪守，而且“新政”实际效果不见得就比成规强。二，唐宋以来的历史证明，倡导改革的君主都没有好下场。三，“守成”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
在嘉庆看来守成很符合儒家“法先王”的传统，而搞“革新”首先就是不把创立规制的先祖们放在眼里，心中若有此念，哪里还有不亡国的？
其实嘉庆很理智的发现了问题，两千多年来各皇朝最多也只能对自己修修补补，而没有能力去真正“革新”。因为皇朝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加强皇帝集权，各皇朝沉淀下来的规章制度（祖制）也都是为这个服务的。
变革这些旧制、祖制实际是在变革皇帝和他的集权，而自己“革”掉自己，这基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革新”不现实，那么选择守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此思想主导下的新政，无论怎么折腾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因为这意味着官吏选拔、政务处理制度、国库管理、农商政策等等全部都不能变革。无论做什么都只能治标，涉及“本”的都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嘉庆的“新政”也就不能迟滞清朝大步走向衰落的步伐。
其实嘉庆还算是好的了，他的儿子道光那才是真“辛苦”。殚精竭虑三十载，衣服都打补丁又能如何呢？虽然皇权稳固，但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皇朝跌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