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内皆兄弟：李世民的家天下，与唐初的民主萌芽

重人而轻物，这是李世民不同于杨广的关键一点，也是他成功的密钥。

一、四海一家

与突厥人签订了临时和平协议后，李世民得以在刚刚到手的皇位上，安心整顿内政。他没有因突厥人暂时的退却而放松警惕，因为突厥是由一众草原游牧部落组成的军事利益集团，既然唯利是图，必然见利而忘义，不会因盟约而放弃对中国的侵扰。所以，李世民志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强大的外敌。

为此，李世民大兴尚武之风，他挑选数百将士，每日在皇宫里的显德殿前习射，并亲自到场观看，看到射术好的，便随手赏赐御用弓刀。

群臣纷纷谏言：“古时先王就有法度，御前携带兵刃即是死罪，以防不测。可是如今让这些武人在皇宫之中耍弄弓箭，陛下还亲临现场，万一有人心怀不轨，抑或擦枪走火，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江山社稷，还要不要啦？就算射不到陛下，射到那些花花草草也不好嘛……”

李世民却回答：“天子，视四海为一家，天下之民，都是朕的赤子，正当推心置腹，怎么可以横加猜忌！”

于是将士人人自励，不数年间，皆成唐军精锐。

要知道，这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能做到如此坦荡，说明天下归心，不是一天两天了。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李世民对家天下的正解。

二、家天下的正解

家天下来自儒家学说，是《大学》说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家到国，再到天下，是一条实践路径，是指用治家的方式去治国、治天下。当家长，就把所有家人当家人，把人当人，这就是仁，治理的起点。当了国君呢，就把所有国民当家人；当天子，就把所有天下人当家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

所以，“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视天下为一家，把所有人视为家人，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家长式治理，是一种公平治理。所以，家天下，本质上还是公天下，是公天下的一种实现方式。他跟《礼记.礼运》里说的“大道既隐，天下（各自）为家”是两个概念。

《三字经》总结道：“夏传子，家天下”，这是一种误解，搞世袭，就不是天下一家，而是一家独大，把自己的小家凌驾于天下，变成了私天下。

由于对家天下模棱两可的解释，导致的结果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公天下和私天下之间摇摆。偏向正解，就是明君，偏向误解，就是昏君，屡试不爽。

因为公天下和私天下有一个很显著的区别。公天下，关注人，把天下人当家人；私天下，关注财，把天下财当家财。而众所周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搞公天下，一定国泰民安；搞私天下，那就“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一定祸国败家。

李世民，显然属于前者。

当然，在李世民把皇位交到他的宝贝儿子手里时，他又背叛了家天下。唐太宗是不完美的，是有局限性的，这个应当承认。

但更应当承认，在他那个时代条件下，李世民已经做到了最好。

三、知行合一

无论如何，李世民本人在位的时候，是坚持了公天下的。他把天下人当家人，是真诚的。有三件事足以证明：

（一）去封建。高祖时代，遍封宗室，兄弟、堂兄弟等等，李姓封王的多达数十人。李世民从容问群臣道：“宗室全部封王，于天下有利吗？”

中书令封伦马上顺着他答话：“前代封王也就只封到兄弟，太上皇所封，为两汉以来最多，王爵泛滥，需要无数人去伺候，不是天下为公的样子啊！”

封伦这个人，左右逢源，但在封建这个问题上，还算颇有见地。

于是李世民说：“没错，做天子本应养育百姓，怎么能够劳民伤财，让百姓来奉养自己的宗亲呢？”

十一月，除李孝恭、李道宗等有功之臣外，其余全部降为公爵。天下一家，就是把所有人当家人，而不是只把自己的亲人当家人。

当然，李世民的去封建没有做到彻底，但也已经在一视同仁上进了一大步。

（二）轻刑罚。一次，李世民与群臣商议如何处置盗贼，有人建议用严刑峻法。李世民冷笑说：“之所以有盗贼，在于赋役繁重，官吏贪贿，让百姓饥寒交迫，才会不顾廉耻去行窃。应当节省国用，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自然无盗，哪里用得着重法？”

《资治通鉴》载：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把所有人当家人，才会设身处地为大家着想，而不是简单地用法律去镇压。法家的法制，不适合作为主流政治理念，因为他是君主立场，是典型的私天下。所以单纯用法制，一定速亡。

（三）克私欲。李世民曾对近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剥削人民来供奉君王，就如同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充饥，肚子饱了，离死也不远了，所以君王越富有，国家越接近灭亡。私欲太盛则耗费日多，耗费越多则赋役越重，赋役越重则人民困苦，人民困苦则国家危险，国家危险则君王丧命。我常常这样反思，因此不敢纵欲。”

克制私欲，就是格物。可见，李世民对儒家学说的认同已经深入骨髓，家国一体意识非常强。有人以李家不是汉人为由，就认为唐朝不是中国，实为谬论。李唐治国，完全用的是儒家那一套文明理念，张口三王，闭口五帝，怎么会不是中国？

四、民主萌芽

家天下是一种民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以民为本，就要求统治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实施治理，需要考虑人民的诉求和主张。所以，民本催生民主萌芽。

但是，民主的萌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西周封建，是贵族政治，把民本当口号，更遑论民主。汉初与民休息，民主初见端倪，但随后又被士族政治所压制。魏晋南北朝，是各派势力的试验场。至隋朝而统一，就在于民本意识的回归。但隋朝没有做到善始善终，二世而亡。民主萌芽最终在开明的李唐，得到了初步实现，尤其是在李世民对家天下的坚决奉行下，形成了一套民主政治体制的雏形。

（一）众议决策。唐初，固定参与国家大政决策的，主要是三省长官，包括尚书左右仆射、门下省侍中两人、中书省中书令两人。其中，左右仆射负责总领六部，中书令负责草拟政令，侍中负责批驳修正。以上，实际都具有宰相职责，也就构成了一种众相执政的局面。不固定者，还有三师、三公、特进、六部尚书、御史大夫等。

有参议权的，还包括尚书左右丞，门下省的侍郎两人、左散骑常侍两人，中书省的侍郎两人、右散骑常侍两人。

另外，门下省设弘文馆，由其他官员兼任学士，属于一种政事顾问机构。李世民尤其重视这个机构，在他还是秦王的时候，就在天策府开文学馆，延揽天下文学之士，公事之余便在此讨论文章典籍。这里的“文学”，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艺术的文学，而是相对“武略”而言的文治之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李世民即位，直接把文学馆移植到弘文馆，“令更日宿直（隔日一值夜班），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就是这个机构，到明朝发展成了内阁。

民主，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核心就是众议执政，防止专制独裁。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民主，并不是说只有选票才是民主。有选票而无众议，还是假民主。

（二）分权监督。三省六部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进一步确立了决策、执行、监督分权制衡的体制。中书、门下省负责决策，尚书省负责执行。监督则有谏议大夫和御史台，其中，御史台负责搞人，谏议大夫负责搞事。

贞观元年规定：“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但实际上，谏议大夫隶属于门下省，并不独立。唐初的谏议，主要是形成了一种风气，并不限于谏官。他们的监督，也不仅针对决策，还针对执行；不仅对事，也对人；不仅对国家朝政，也对个人生活、八小时以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限于互相之间的监督，而是包括了监督皇帝，谏政、谏言、谏行，不一而足，由此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谏官，魏征。

在帝国体制下，皇权始终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对皇帝施以监督，防止其过分膨胀，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有赖于李世民对家天下的坚持。视天下为一家，才能自觉地接受平等的监督。

（三）科考选举。以上，是唐初政治体制的大略，他已经具备了代议制的许多特征。那么，如何保证执政者的代表性？这就是靠科举制。没有门槛限制的科考选举制度，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社会各阶级都有了进入到国家政治高层的机会，代表本阶级发声。

所以科举制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手段，也是确保执政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制度，兼具选举功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加证明唐朝的科举才是真科举，而隋朝的科举，是假科举，是先荐举再考试，是有限选举。隋朝的官员，仍然只代表士族阶级的利益。

这种局面，直到唐朝才有了改观。因为唐朝的学校允许中下层官吏和庶民就读，考试允许怀牒自试，所以保证了官员选拔的代表性。有代表性，就有民主。

总之，唐初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中国的再次统一、富强，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家天下式的民主政治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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