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分封郡县制埋了多少隐患？贾谊一语道出，却被文帝搁置

西汉初年沿袭秦代制度，在地方上设置郡县，但没有像秦代那样彻底废除分封制度，而是试图学习西周的统治模式，分封藩国“以藩屏周”建立了很多封国。在西汉前期实行分封制确实有助于西汉刘氏政权的稳固。

秦朝的前车之鉴

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桂林、象郡、南海四郡，全国共四十郡。以郡县制取代商、周朝的分封制是古代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然而秦王朝的统一并没有长久的维持下去，从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到公元前207 年，真正统一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数年，秦王朝的迅速分崩离析给继任者——西汉的统治者带来了借鉴，如何才能维持长久的统一，汉王朝在政体形式上作出新的选择。

汉初并行郡县封王的由来

西汉建立以后，并没有实行完全意义上的郡县制，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郡国并行制的实行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为了能使楚汉之争遗留下来许多异姓王为其所用，刘邦不得不承认其现状，继续其分裂状态。

项羽未入关之前，原来的六国贵族利用大规模起义之机，纷纷复国称王，项羽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对付秦王朝，就不能不接受这一现实。项羽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注意此时项羽并不是皇帝，分封是位高者对位低者做的事。项羽分封的这些王划地为国，已构成秦灭之后的国家统治形式。

公元前 206 到公元前 202 的楚汉战争中，刘邦也分封异姓王，刘邦在完成国家统一时，客观上已有大量的异姓王以王国的形式作为西汉地方政权存在。所以分封藩王有其现实基础。

当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时，“有功者辄裂地而封王侯”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实际上，正如翦伯赞所说：“这种封拜，不过是对同盟军的占领，予以而承认已。实际上，上述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可见，封的并不情愿。

西汉建立之后，刘邦承秦之孤立又分封了同姓王。如果说刘邦分封异姓王是迫于当时的时势，那么大封同姓王，则是为了巩固其刘氏中央政权。他认为秦王朝失败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因而使天子孤立无辅。于是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在称帝第二年（前201）开始封王。

刘邦大封同姓王的初衷，是认为异姓王靠不住，为了巩固中央政权所以他大封同姓王，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他看来分封同姓王是巩固中央政权的一种有效形式，而不是削弱中央政权。

在刘邦逝世之前，一方面将他所封的七个异姓王，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鲸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逐步加以消灭，只剩下吴姓长沙王。另一方面大封同姓王。高祖死时，同姓王已有九个。而将异姓王作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种有力地方形式。

汉初的现行架构过期了

分封同姓诸侯王实行之初对巩固西汉的政权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大加强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一方面抑制异姓诸侯王，七个异姓诸侯王中势力较强的六个都被消灭了只剩下势力较弱的吴姓长沙王；另一方面大封同姓王使刘氏势力的到了巩固，从而巩固了刘氏政权。

刘邦死后，惠帝即位，但惠帝为人荏弱，实权操于吕后之手。吕后一心想提拔自己娘家兄弟，封吕氏兄弟或子侄为王，以便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结果导致诸吕擅权，还准备将继惠帝之后的一个小皇帝也灭掉，这种形势严重的威胁着刘氏的江山，后来在诛诸吕的过程中，刘氏藩王们功不可没。

汉初，藩王对于国家边境的稳定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毕竟，周围看着你家好过，要从你家抢点东西、找你打架的邻居可不在少数。基于此，汉初分封诸侯对国家的稳定，生产的发展，刘氏政权的迅速巩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文帝时期郡国并行制

西汉初年沿袭秦代制度，在地方上设置郡县，但没有像秦代那样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度，而是试图学习西周的统治模式，分封藩国“以藩屏周”建立了很多封国。在西汉前期实行分封制确实有助于西汉政权的稳固。但又存在着“矫枉过其正”的问题。

分封同姓诸侯王实行之初对巩固西汉的政权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大加强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但是，同姓王同样也是一种分裂割据势力。如果说在刘邦在位时，由于他本人的威望、同姓诸侯王大抵还年幼，加之异姓诸侯王还存在等原因，中央政权与同姓诸侯王的矛盾还未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当刘邦逝世、异姓诸侯王势力基本被消灭以后，这个矛盾就逐渐暴露并愈演愈烈了。

第一，在政权结构上，王国的地盘很广“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郡下则有县。这些王国的郡县不属于中央管辖。当时汉朝直辖的地盘只有十五个郡，而九个同姓王国则共拥有三十九郡。

第二，在官制设置上，王国设官几乎与中央相同，有太傅辅王，丞相统帅众官，内史管民事，中尉掌军事，由中央任命，其余诸官皆由王国自行任用。

第三，在租赋徭役上，王国内的租赋徭役，都由国王自己收取，这样，便造成了而诸侯王在有了自己的地盘以后，便要增强自己的“势”，从而发展经济势力，继而要扩展政治势力。

因而可见，随着社会运行，以上与中央政权格格不入的因素迅速膨胀，例如汉初，刘邦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也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异姓王大多被消灭。

文帝即位初年，全国的诸侯王有十多个，其中除了长沙王吴右是异姓王以外，其余则均为刘氏的势力，在这些同姓中，有些为文帝亲子，如太原王刘参、梁王刘胜、代王刘武；有些为新继王位，如燕王刘嘉等，他们还不足以为害，但随着这些同姓王国力量的加强，有些王则或以老大自居，或以功臣自居，便出现了尾大不掉的现象，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不仅如此，诸侯王们在数年间此起彼伏的叛乱，也证明了诸侯王国经过数十年的独立发展，已经壮大为敢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势力实体。

诸侯王们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王爷，而是认为都是高祖的子孙后代或者与高祖沾亲带故的，这皇位你坐得，我便坐不得吗？

汉初“以藩屏周”的郡国并行制体制已经危及到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壮大时，必须及时调整统治指导思想与方式，才能有效地掌控诸侯王势力。当时的贾谊时任梁怀王太傅，其间文帝曾“数问以得失”

《汉书·贾谊传》，而贾谊也不断上疏，恰如其时地为文帝分析时下诸侯王的动态，提出制约诸侯王的具体构想。

贾谊的构想

面对同姓诸侯王的骄恣和叛乱，贾谊提出了自己对藩王控制的具体设想即“定礼制”。

所谓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换而言之就是通过明等级，哪个等级就有哪个等级的规章制度，逾越了就是越矩，要受到惩罚，用这样的办法来达到巩固江山社稷的目的。

于是贾谊提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针对同姓王在等级上的僭越，贾谊认为要维护皇帝的权威，就要严格地区分等级，使不同等级的人遵守不同的行为规范，享受不同的“礼”。具体就是说要将社会的官员和贵族划分成不同等级，前者为公、卿、大夫、士，后者为公、侯、伯、子、男，使社会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天子”就是塔尖。

其次，针对同姓王在衣饰、器物也必然僭越，贾谊提出用一些具体礼制来标示人们等级身份的区别，包括，诸如名号、旗章、礼仪、禄秩、冠履、衣带、环佩、车马、宫室、器皿等等诸多方面。

再次，是制度和名号方面的区别。贾谊强调制度、法令、名号等方面的区别则主要是针对同姓诸侯王。他指出同姓诸侯王打着“一用汉法”的旗号，表面上似乎很尊重中央政府，其实是想与皇帝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

由于姓诸侯王在宫法上“一用汉法”，因此在官制、秩禄、名号等方面也必然出现僭越的现象，因而使贾谊觉得“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尊卑无序，人就会生出僭越之心。为了纠正这种僭乱状态，贾谊便重申“周礼”，需要强调的是贾谊虽然很重视礼治，但并不表示他就反对法治。

他只是反对像秦统治者那样的实行严刑峻法，而非不实行法治，在贾谊看来法治在维护中央政权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也明确地把制度作为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内容。因此，我们既可以说他发展了礼治思想，使之蕴含了法制的内容，也可以说他扩大了法的范围，使之兼容了礼的制度节文，并使之法律化。

贾谊试图通过强化礼制、礼法相结合的方法来维护中央与诸侯王的君臣秩序，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直到贾谊去世之后，他的主张经过公孙臣的努力，才在文帝手中部分实现。毕竟，如果文帝时期大刀阔斧地就这么做，诸侯王们能把“桌子”都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