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为何成为唐帝国的乱源？在于帝国的扩张和制度的破坏
唐初的府兵制源自北魏，是与均田制相结合的。充当府兵的，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轮番到京师担任宿卫。遇有战事发生，则要应征作战，兵甲衣粮均自备；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当时全国共设折冲府六百多个，其中大多数都设在京城附近，关内一道就有二百多府，连同河东、河南三道共有五百多府，约占兵府总数的80%。
这些折冲府平时均归中央十二卫及东宫六率统率。这就形成了“重首轻足”，“居重驭轻”的格局，既避免了武将擅兵的弊病，也利于唐廷控制四方。
唐代的府兵
唐帝国早期，由于隋末各路军阀互相征战，出现了大量的荒田，所以对府兵的授田，当时是可以保证的，这样也保证了这些“平时耕种，战时出征”的战士们的经济基础。即使府兵的武器、装备、资粮一概自备，仍能保证他们的积极性，且当时府兵的社会地位也是受人尊重的。
但是，唐代对贵族官僚授永业田的数额很高，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比较松弛。到了高宗统治后期及武则天统治时代，由于国家整体稳定，人口迅速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兼并不断加剧，朝廷贵族官僚、城乡豪绅富商们纷纷凭借其权势财力兼并土地。
这样，计口授田就逐渐难以实施，导致均田农户日益贫困，逃户日益增多。当破产农民达到一定规模而纷纷成为“佃户”的时候，均田制就被破坏了。
均田制的破坏，枯竭了府兵的来源。这些往日的府兵，既没有财力供应自己的军事装备，也丧失了参军的积极性。各折冲府开始是“宿卫不能给”，继而是“无兵可交”，以至“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
唐太宗李世民
另一方面，从唐太宗晚年起，边防战争频繁，规模日益扩大，戍边的兵额不断增加，瓜代的府兵不足，戍守的时间就愈来愈久。府兵的“平时耕种，战时出征”的时间节奏被打乱。而由于府兵为世兵，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难以得到补充。
因此，在唐中期，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就成了必然。高宗时就开始募兵，以补不足。武则天采取募兵、发奴、就地组织团结（团练）兵等办法，以解决兵源问题。
到唐玄宗时，与契丹、突厥、吐蕃、南诏不断发生战争，仅死于进攻南诏的前后就达二十万人。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于是只好停止上下鱼书(指征发兵马的凭证)。
这样从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到地方武装就全部为募兵所代替。从此，士兵成为职业的雇佣兵，武将专兵的局面就逐渐形成了。
唐早期以各级都督府作为一个区域的军事最高指挥机构，贞观十道原无军事将领统御。玄宗即位时，因奚、契丹等经常扰边，曾亲自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以加强边境防务。
唐朝的繁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
其时，玄宗将边境划为三个大区，以幽州都督宋景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纳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
稍后，又在贞观十道划分的基础上，以边防为着眼，重划十二道，每道以大将统率各道边防军和关隘、要点，其主将有时称大总管，有时称大总督。
道的区域缩小了，但任务集中而突出了。此时的道，成了辖区军、守捉、城、镇等各地方军的最高军事长官。
除此之外，自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占高昌开始，边境时有扩展，因而先后建立过六个都护府，统一管理边境重要地域的军政事官，常以重臣任都护，权限极大。此种都护府制，为发展到以后的节度使创立了基础。其中，
唐朝的都护府
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占高昌，置西州(新疆吐鲁番东南)，设都护府，后移治龟兹(新疆库车)，统率龟兹、于阅、疏勒、焉耆四都督府，谓之四镇。终唐的统治，因与吐鲁番战争，几经存废，一度更名镇西。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该区域为吐番族所占领。
北庭都护府：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置庭州(新疆乌鲁木齐市)，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置都护府，统治盐冶等十六个府、州、与安西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治天山南北。
安北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平定薛延陀后，因就其原地和回统诸部，置燕然都护府，治金山(外蒙古科布多境)，统率瀚海(外蒙古库伦)等六部督府及狼山等羁縻府州二十七。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改称安北都护府。武后时，东突厥强大，治所被迫移至今内蒙古境。肃宗至德三年(公元758年)改名镇北。
单于都护府：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建立，治云中(内蒙古呼和浩特境)，统云中等三都督府，苏农等十四州，所统皆在大漠以南。后与安北并属朔方节度使。
安东都护府：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攻占百济(南朝鲜西部)，即以其地分设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兵守之。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继续占领高丽大部，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由于高丽人民的反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移治所于辽东故城(辽宁辽阳)，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再移平州(河北庐龙)。
安南都护府：唐建国时，其前代已占有交趾(越南)，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改交州都督为安南都护，治所交州(越南河内)，统境内各羁縻州。
唐朝的官兵
都护府所辖多为就地招募的地方军、边防军，有大的征战，由朝廷派遣以府兵为骨干的军队参战。地方军(边防军)大的为军，次为守捉、镇，将兵人数由其驻守地区(地点)的重要性而定，一般冠以名号(地名或代号)。
高宗永微年代以后，一方的都督带使持节的，开始命之为“节度使”，但还没有作为正式官制。以后“都督”、“节度”之名，参差互见。
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2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已成为正式官职了。自此以后，直到玄宗开元年代(公元741年前)，重要镇城都设置节度使。
天宝初年，玄宗在边境设立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节度使，岭南五府、长乐二经略使，东莱、东牟二守捉。
由于边防战争的需要，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边防大将由原来单纯执行军事任务而变为兼管辖区内的屯田、度支、安抚、视察等工作。在其所辖的地区内不仅是最高军事长官，还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集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
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节度使制的实行，使边防守成部队由原来的地方军(州兵等)、边防军(守捉、边防城、镇兵)、府兵相配合的办法，改为就地招募。因而，将可专兵，逐渐变为将帅私人的军队，其数量加起来要比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多几倍。
当时，唐王朝分布在全国的军队共有五十七万人，而在各节度使指挥下的兵力就有四十九万人，约占全国总兵力的86%。唐王朝在广大的内地所能直接控制的兵力只有八万人，约占总兵力的14%。
兵力配置的内外比例为内一外六，而且在军队质量上，又是精兵猛将多聚于西北，一反唐太宗时“重首轻足”、“居重驭轻”的战略配置，而成为“内轻外重”了。唐初那种集关中兵可以控制四方的形势不复存在，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
造成这种形势的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朝廷对边将的久任。自初唐兴盛以来，边防将帅都任用素有重望的名臣，而且都是“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通常是“三年一易，收其兵权”。
唐朝的节度使
其中功名显著的，往往入为宰相，如李靖、徐世勋，刘仁轨、娄师德，开元以后的宋璟、郭元振、张说、肖嵩、李适之等等。以免其权力过重，形成尾大不掉。对于蕃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也不专大将之任，并都派大臣为使、加以控制。
可是到了玄宗开元时期，由于玄宗好战喜功，担任边防将帅者常数十年不换，开始“久任”；皇子如庆、忠诸王，宰相如萧嵩、牛仙客，开始“遥领”；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开始“兼统”。这样，唐初防止边将擅权的一套制度，已破坏殆尽。
到李林甫为相，想久专朝政，杜绝边帅入相的途境。由于深知少数民族的将领不识汉文，无法做宰相，故主张用少数民族的将领为边防将帅，以确保他宰相的位置。李林甫以“胡人不知书”为借口，对唐玄宗上奏说：
“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从事农耕、卑贱之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
唐玄宗既求边功，又怕边帅与廷臣结党，李林甫的建议正合其意。因此，多重用蕃将为边防将帅，如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安禄山等。对安禄山更是让他身兼数职，宠幸有加。且常久任，多至十几年不变动。这样就为安禄山发动叛乱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
开元之前，每年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以后，边将自行增兵，要朝廷供给衣、粮，每年用衣(布)千二十五匹，粮百九十万斛，于是朝廷困乏，人民生活更为困苦。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愈加严重，形成地方与中央对抗、脱离，成为国中之国。割据的节度使，一部分是安、史旧将，一部分是在平“安史之乱”中发展起来的藩镇。这些藩镇，或父子相传，或拥兵自立，除与朝廷抗争外，相互间也战乱不止。
宪宗时曾一度平定藩镇，但终因政治腐败，未能扭转藩镇割据局面。唐末爆发了黄巢农民大起义，起义虽告失败，但更促使唐分裂割据形势的加深。大的割据势力由节度使转而称王，各王又互相兼并，自行称帝，终于导致唐的灭亡，发展成为五代十国的局面。
藩镇战乱
综上所述，唐统治者在军事上的失败，在于节度使制度的实行形成了分裂割据，以致府兵制被破坏，朝廷对军队失去控制。此外，在其表面上能统御的军队中，又以宦官当权，军中都有宦官监军，其权力往往超过统帅，致使军令不统一，将帅和朝廷离心，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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