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官府是如何应对“钱荒”的，实施的应对举措有哪些？
两宋时期，官府是如何应对“钱荒”的，实施的应对举措有哪些？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钱荒”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人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而利用了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自身的弱点，使得货币循环体系中出现漏洞，其最终的结果会是一种几乎不可逆的经济破坏现象。
所以终有宋一朝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提出的措施都无法根治“钱荒”问题，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当时的货币经济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只有到明朝贵金属白银实现了大范围使用，贵金属货币经济体系确立才使得建立在旧货币制度上的“钱荒”问题退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由于专制社会的一些特性，使得政府在应对“钱荒”问题时的策略不仅没有缓解货币压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加深了“钱荒”的严重程度。
铜币短缺的主要外在表现便是人们觉得在市场和生活中流通的铜币数量在持续不断的减少，从而造成了恐慌，所以两宋时期政府首先从货币流通方向对铜币流通过程进行管控，具体措施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是严厉钱禁铜禁——即禁钱外流与销毁，其实铜钱外流问题在宋朝建立之前就已经事实上存在着。
据《宋史·食货志下二》的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阑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
这种严刑峻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有助于制止铜钱的大规模外流，但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力推行青苗法和免役法，并且重开钱禁。这一改革措施遭到当时反变法者的猛烈抨击，后世研究者也多认为王安石重开钱禁使得铜钱外流问题又一次抬头，张方平等人提出，王安石此举无疑是使“钱即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的全国性钱荒局面出现的根源所在。
对于王荆公的这项措施导致“钱荒”问题加重的讨论至今没有结束，由于此问题同本段主题关系不大，笔者在此也不做过多讨论，但以笔者拙见看来，从结果上看青苗免役法和重开钱禁带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不一定是王荆公的本意。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天下财富，取之于民而不伤民，国库充盈而不加税”，可以合理推测王荆公此举其实是想将市场上被禁锢的铜币释放出来。
通过国家与农民的借贷关系使其收拢到国库中，而这其中最大的障碍便是从事民间农业借贷的商人，以及大量囤积铜币的地主豪绅，所以为了同时既做到打击地主商人使其释放铜币进入市场，又使百姓尤其是小农能够有机会兑换到铜币，最后再由国家将铜币收回这一整体目标。
北宋时期的熙宁变法制定了一整套的国家经济政策顶层整体设计，从朝廷宰相一方对户部和左藏库的接手以及变法中具体的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的同步推行，就是为了完成上述的目标。经济学家吴晓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中也提出过王安石变法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后一次整体性配套措施改革。
王安石并不是要针对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的经济循环的根源入手实现一次整体性变革，同时他的失败也恰恰说明了当时北宋的国家财政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被政治、军事、外交、社会人口等多方面因素所制约的难题。
从这个角度出发再去看待王安石变法中青苗免役法和解除钱禁的条令，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此后，铜钱外流问题就屡禁不止且规模逐渐扩大，到了南宋时期由于核心商业基本依靠对外贸易，出于海外诸国对宋铜币的渴求，因而在对外贸易中夹带铜钱私货交易者不胜枚举。
《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中说“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运，黠吏受贿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为此南宋时期的市舶司甚至规定负责检查的官员在初次核验之后还需继续监视，直至船舶远离港口入洋面，以此来防止铜钱私装上船借以在海上进行铜钱走私。对于两宋时期佛道二教因用品需求增多而逐渐加入私销铸器行列的行为。
两宋对铜钱走私的态度
两宋时期的政府的态度则是比较暧昧的，一方面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就下诏禁止“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但一方面《永乐大典》中记录的北宋统治者对佛教寺庙的兴建占用了大量的铜器不仅没有制止还下诏追加赠送铜币的行为屡见不鲜，如“大中祥符三年中，天竺僧觉称献赞圣颂，上令惟净译以闱俄请还本国。诏赐金襕袈裟，及袭钱茶药”，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宋朝的铜币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其二是划分各种货币的流通区域——即东南铜钱区与西北铜铁钱并行区，在铁钱区大铸铁钱以补铜钱之不足。从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国家统一币制的重要性在于保证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就是同一货币在一定时期内转手的次数。
换句话说就是在一定时期，同一枚货币在不同的人手中转手次数越多，商品流通中人们实际所需的货币数量反而不需要与理论数值相等，而统一币制自然有助于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但是由于两宋时期大量的货币（即铜币）被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官商群体）所收藏起来，导致货币量减少，自然货币的流通速度也会降低，民间百姓对钱币的匮乏感自然逐渐扩散开来。
从这一角度出发，宋政府人为的缩小铜币流通范围——即分区行钱，也是为了变相的促进货币的流通速度的加快；另一方面讲，由于北宋时期的西北地区地靠陆上邻国，军事压力较大且辽、金、夏等政权还不断的对宋进行经济侵略。
铁钱的推行
掠夺宋铜币以补充自身经济体系的发展，所以宋朝廷便在与辽、金、夏等政权交接的陕府西路、成都府路、利州路、河东路、梓州路、夔州路等地推行铁钱建立铜铁钱货币区，前两路铜铁钱并用，后四路则主要以铁钱为主。
这种出于军事和经济防御角度出发的“钱荒”防治政策并没有触及“钱荒”问题的实质，既不治标也不治本，所以分区行钱政策并没有改善东南地区的“钱荒”危机，反而还由于边军军需等问题引起了铜铁钱并行区的铁钱币值大幅下降。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到元符年间陕西市场上不止是铜钱和铁钱两种价格，而是“豪宗富室争蓄大小铜钱与就注大铁钱，故在市买卖细分六等”，此“六等”即为六种价格，铜铁钱兑换比率严重失衡，使得铜币更不容易出现被兑换，而是更加地被贮藏起来。而铁钱的行使早就是一种旧制遍行于民间，故而陕府西路的货币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全国货币经济体系，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仅西北的铜铁钱并行区存在问题，东南地区的铜钱区一样存在着弊端，原本政府将铜币的使用范围人为的缩小之后相对范围内的铜钱数量应该有所增加，“钱荒”的问题也应该有所缓和。
货币经济体系在一个统一王朝内部是很难被人为割裂的，尤其是商人的远途贸易更是将全国各地的货币经济联系在了一起，再加上“柜坊”、“飞钱”等汇兑业务也在商业领域内刺激着全国货币市场的相互联系。所以当临近东南地区的西北诸铜铁钱并行区出现铁钱大幅贬值问题的时候。
民间的商人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会将东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铜币引流向铁钱贬值的地区，这种商人追逐利润的行为加重了东南地区“钱荒”的程度，再加之东南地区官商群体对铜币的掠夺和政府为了西北军需而在东南地区推行的采买制度以及铜币向东南方海上外流等因素使得“钱荒”问题成为两宋时期政府运行中的死结而无法解决。其三是发行纸币以填补铜铁金属货币的不足——即交子、会子、楮币等。
总的来说，虽然纸币作为一种信用货币的雏形确实是有助于缓解铜钱不足的压力的，但是由于南宋以后纸币的兑换能力的不断失衡，这种信用货币最终也成为了恶化“钱荒”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