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南北朝-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
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
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
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
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
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
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
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
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
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
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
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
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
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蹂躏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
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
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
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
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
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