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与辽和西夏连年征战，军事孱弱，为何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尽管如此，宋代依然被后人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康熙皇帝下金陵南巡的时候，称颂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繁荣似锦，治隆唐宋”。这句话虽然被认为是康熙皇帝收买人心的溢美之词，但通过对比我们能够窥见当时宋朝治下的繁荣景象真是深入人心。而这个连年征战的国度，能维持这种繁荣富足的状态，经济制度的进步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正如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所说：

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

一、统治者的观念转变

在宋代以前历代，基本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鞅变法，确立了“耕战制度”，要求国民心中眼中只有两件事：一是种田，二是打仗，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秦国带来了崛起的机会，最终横扫六国，也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古人认为，发展农业能使国库充盈，百姓自给自足、安居乐业，是立国之本。而商业，不仅会盘剥农民的财富，其巨大的利润空间还会诱导人们去“舍本逐末”，而且商人流动性大，与外夷通有无，甚至可能泄露机密，增加了统治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于国于民无益。因此，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商品经济在中国一直都存在，并不是什么新事物。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统一了“度量衡”，为什么要统一度量衡？当然是为了方便交易。只不过，当时对于商业有严格的限制。或者说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区称为“坊”只能住人，商业区称为“市”专门交易。

宋代以前最具有开放包容特性的朝代唐代，“市”的设置和废止，只能由政府来决定，不存在自发形成的市场，在规定区域以外进行交易的，都是违法行为。并且，“市”的设立严格遵守“建城设市”的原则，如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颁布的《检校市事赦》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

也就是说，市的位置和范围必须在州治或者县治的政府所在地附近，普通偏远的地区根本不可能有市。并且交易的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固定的几个小时时间，由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盛唐以后虽有夜市，但规模十分有限。

但宋代则不同，宋初太祖赵匡胤就说过：

“多积金, 市田宅, 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

他认为发展商业，可以藏富于民。继赵匡胤之后， 宋太宗赵光义也曾“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而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 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

在宋代，坊市格局被彻底打破，都城汴京“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偏远地区也出现了自发形成的“草市”或是“墟市”。宋代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图》里也能充分印证这一点。不仅如此，宋代还出现了比较规范化、规模化的夜市。宋人有“夜夜异调传千载，人人殊态绘百图”之句，可见当时夜市的普遍。

二、外部压力的驱使

当然，宋代大力支持商品经济，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宋代的最高领导人们脑回路都和其他朝代不同，它还有更加现实的原因。

北宋与辽，在经历了二十五年的硝烟之后才归于平静。然而这份平静的代价就是“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达成的“停战协议”，作为弱势一方的北宋王朝，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协议达成后，辽宋双方贸易频繁，往来密切。

客观来看，这份“澶渊之盟”也成为了北宋商品经济的重要推手。一来，辽最想获得的是宋的物资，由于辽的通商需求，宋必须开放两国的交易渠道。二来，协议达成后，宋需要每年给辽十万两白银，二十匹绢，而以当时的冶炼技术，如果不鼓励商品交易和仰赖贸易顺差，只依靠农耕，国土面积并不大的宋朝，国家财政根本很难负担。而在宋朝，商品交易产生的税收约占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托已经悄然改变。这也是统治者不得不支持商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一、物质生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离不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基层创新。

土地最初都是国有的，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时候的土地由统治阶层分配，不允许买卖。但是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逐渐受到挑战。唐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史料记载：

“疆轸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富者兼百万之由，贫者无容足之居”

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在剥夺普通民众生产资料、加剧底层群众生存负担的同时，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据记载，宋代的人口规模在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达到1.26亿，在中国中国封建史上，仅次于清朝。有大量的人口，也就意味着，有富余的劳动力。为了规避土地兼并的弊端，让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料充分结合，雇佣制度很自然地在那个时代盛行起来，开垦荒地的面积也自然地扩大了。与其他时候不同，这种雇佣关系更加接近现代。

宋代佃户拥有人身自由，与地主地位平等。地租形式分为分成租和定额租。分成租随产量而波动，定额租则佃农在交够地租的前提下可以完全自主经营。相对平等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佣户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宋代农业亩产量是唐代的1.5倍。

与此同时，这种平等雇佣关系还渗透到农业以外的行业。受此影响，宋代的手工业也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劳动人民的智慧迸发，生产技术改进明显。据史料记载：

与唐代相比, 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有进步，其中冶铁业发展成果特别显著。

到1078年宋神宗时期，北宋铁产量高达7.5万吨~15万吨（累计）。随着冶铁业的飞速发展，与钢铁有关的行业分工愈加细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提高了良好的物质前提。

二、社会发展需求倒逼体制改变

伴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狭窄的坊市格局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东京开封的商品交易活动首次出现“侵街”现象。此后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城市乱象”屡禁不止，致使京城街巷狭小。

宋真宗咸平五年，因街坊侵街现象严重，影响城市交通，命右侍禁谢权德前去治理，拆除违建的店铺，没想到遭到极大地阻力，以致“上不得以从之”。统治阶级让步后，坊中设市就成为一种默认的行为。宋仁宗时期，临街商铺正式成为合法存在，坊市制度即告瓦解，实现了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越。

现实是发展着的现实，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社会。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成功的经验都是相似的，失败的过程却各有各的失败之处。宋代的经济制度对于我们今后发展商品经济的启迪，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宋朝建国三百年，倍受压迫，两次侵覆，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亡于内乱的国家。和此前统治者所认为的相反，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的稳定有独特的促进作用。

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要善于倾听底层民众的声音。适当的采取底层民众的意见十分重要，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性成果。

三、不能囿于前人的经验，墨守成规。发展经济要着眼于自身的发展现状，不固步自封，敢于尝试不同的路子，摸着石头过河，敢于突破，才会有发展的机会。

《宋史纪事本末》

《宋代经济史》

《宋刑统》

《唐律疏议》

《宋代商品经济对律学发展的影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