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赵光义，谁是宋军变弱的核心推手？
赵匡胤剥夺了藩镇的地方权力，割裂了禁军的管理体系，切断了将军和士卒的联系，又将文官放置在武将之上，终于解决了困扰中国上百年的大问题。它的成果是非凡的，宋朝政治高度稳定，经济非常繁荣，文化极其昌明。但反过来说，高效的军事体系就是需要地方上的灵活反应能力，需要作战上的一元化领导，需要将军和士兵的紧密联系，需要一种尚武好战的文化氛围。而赵匡胤的这些制度安排，几乎都是以牺牲军事效率为代价的。
那宋初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呢？其实还不算差。很多制度的弱点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反映出来的，宋军的战斗力并没有马上受到影响，而后周留给赵匡胤的军队，本来就相当强大。
整个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军力都不弱。比如后唐主力军和后梁缠斗，在北边还能抵抗住辽国的进攻。后晋也曾多次击败辽国，最后虽被辽国灭亡，也不是因为战斗力不足，而是内部叛变导致。后周柴荣更是北伐辽国，收复三关，打得相当漂亮。赵匡胤的军队当然也不弱，而且他坚持“先南后北”，并没有和强敌辽国正面交手，所以军事上的弱点即便已经存在，也没有真正暴露。
《免胄图》卷（局部），北宋，李公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时期武将的装备情况
暴露出来是在宋太宗赵光义时代。他和哥哥赵匡胤不同，赵匡胤虽然在制度框架上削弱了军事系统，但他是个优秀的军人，处理具体军事问题终究有分寸。比如他虽然推行了“更戍制”，但很少更换边将，让他们长期驻守同一个地方，还享有相当的财政自由。
赵匡胤也很少对前线军事指手画脚，“所用之将专而不疑”。但是赵光义不一样，他做了一系列哥哥出于理性常识没敢做的事。赵光义频繁更换边将，设置监军，对武将的猜忌比哥哥更严重。而且他还有一个幻觉，就是认为自己是杰出的军事家，兼通文武，手下的将领都不如他。
赵光义非要御驾亲征，收复幽燕，结果在高粱河战役中惨败，身中三箭，乘驴车而逃。吃了这一次亏，赵光义的肉身就不再御驾亲征了，但在精神上还要御驾亲征。
以后宋军作战时，赵光义经常不设最高指挥官，将军们互不隶属。那么谁是最高指挥官呢？当然是在大后方的军事家赵光义。他会谆谆教导将领们交战后如何设埋伏，如何搞夹击，还经常赐“阵图”，要求将军们按照阵图排兵布阵。宋朝以步兵为主，面对骑兵摆成稳定的阵列，这个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哪有出发前就决定阵型的道理？只有《三国演义》那种小说，才会让诸葛亮给出征的大将弄个妙计锦囊，现实战争怎么能这么搞？赵光义的部署经常执行不通。
在满城之战中，将军们逼急了，决定不按皇上的阵图作战，监军李继隆激动地说：“违诏之罪，继隆独当之！”结果打赢了。赵光义后来也赏赐了这些将领，但估计心里头还是不够欢喜的。
《大驾卤簿图书》（局部），画面右侧为导驾仪仗队，左侧为十二面龙旗
《大驾卤簿图书》（局部），着具装的北宋重骑兵
赵光义最得意的一张阵图是他御制的“平戎万全阵”，又大又对称，画在图上非常好看，但不知道是不是将军们没领会阵图的精髓，反正戎最后也没平掉。宋太宗刚上台的时候，一心要收复燕云，到了晚年，燕云之地注定收不回来了，面对辽国也被迫采取守势。都这时候了，赵光义还在吹：“朕每出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喻之，不听者多至败事。”顺便说一句，这种遥控指挥的办法，包括御赐阵图，在宋太宗死后还延续了好几代，给辽国和西夏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儿戏般的作战方式，其实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心理变化。宋朝的皇帝和大臣倾向于把战争看成一种程序化的，甚至书面化的东西，他们用沙盘代替沙场，用后方的规划代替现场的判断，骨子里是否认将领们的自主能动性，贬低军事的技术复杂性，拒绝武将们的不可替代性。这种心理最终在几十年后产生了文官带兵的风气。
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制定的制度规划，决定了宋朝未来的军队状况，它注定是一个条块分割、体系复杂、指挥紊乱、不被信任的武装力量。它忠诚、稳定、老实，但是战斗力偏弱。
但是，我们无法全盘否定这套体制。我们可以拿宋朝和唐朝做个对比，唐朝军事机器强大而灵活，给了边镇很大的主动性，但却尾大不掉，导致了安史之乱，此后再也没能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宋朝军事机器效率低下，高度僵化，最终酿成了靖康之变的惨祸，但是它的军队从未变成私人武装，从未失去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南宋就是靠着这种忠诚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起来。
赵匡胤对军事机器的弱化，背后是他深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他用挖掘另一个陷阱的方式来躲避原来的陷阱。我们会批评这种行为不明智，但这无非是我们的后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