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炎年间，驻跸地之争，对四川地位有何影响？

金兵占领开封后，俘获徽、钦二帝，康王赵构被拜为兵马大元帅后，为稳定时局，在张邦昌和朱胜非等北宋遗臣的劝请之下，于应天府登坛受命，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政权。

高宗即位后，金兵继续南下搜捕高宗，高宗被迫继续南逃，维扬之祸使高宗惊惶不已，避难于海上。在逃难途中苗傅叛乱更使高宗对抵抗金军失去了信心，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后逐渐在杭州站稳脚跟。

驻跸地之争议

南宋初期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在经历苗傅军叛乱后，面对金军的威胁，选择何处为驻跸之地便成为了建炎年间的重要政治议题之一。

当时朝臣主要有三种意见：

（1）防淮，以建康作为防御核心。

此种意见主要以韩世忠和部分官僚为代表，早在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卫尉少卿卫肤敏就上疏高宗请求驻跸金陵，主张高宗至建康，以淮河为防线。

对于建康的重要性，宋人已多有认识，如范浚称建康乃“王者之宅”，建议以建康为防御核心构筑防线。

（2）移跸于蜀，当前则可驻跸武昌。

该意见以出身于四川名门的张浚为代表。建炎三年（1129年），朝廷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至兴元后，即上奏：窃见汉中实天下之形势之地也，号令中原，必基于此。

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

张浚企图将蜀地作为中兴之基业，欲劝宋高宗效仿汉高祖刘邦以巴蜀和秦陇之地为根基，进而收复北方失地。

而张浚主张暂移跸武昌则是为了与川陕相应，“张浚之所以建议者，又欲川、陕相应也”。

我认为，移跸武昌是张浚借鉴孙吴政权曾短暂建都武昌抵御来自北方势力的威胁，这是他从掌控长江战线全局的角度考虑，将军事指挥机构和主力中军屯驻在那里，可以东西兼顾，及时驰援各方。

武昌因为地处长江中游的枢要地段，可以居中调遣，便于攻守调度与指挥联络，在军事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和州防御使马扩也极言高宗应当幸蜀，在马扩看来，定都四川地区是中兴之上策。康与之也在《中兴十策》中称“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

（3）吴越之行（避于吴越、浙东）。

此种意见以江浙士大夫为代表，靖康之难后，北方局势失控，金军随时可以挥军南下，江淮之地首当其冲，此时如若高宗巡幸西行，无论是至四川或是武昌，事实上都宣布放弃了东南江浙之地，因此当时朝堂上关于驻跸地点的选择上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官员都反对张浚的方案。

时任谏议大夫的张守质疑张浚的幸蜀和驻跸武昌之议，他认为“东南今日根本也，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并声称：“幸蜀之事，吾曹当以死争之。”

在否定了张浚等人的幸蜀之议后，张守为高宗详细分析了防淮和避于吴越的优劣。张守认为朝廷若需收复中原，则当以守淮为重；若为保存政权，则当过江而避于吴越。而赵鼎则明确表示如若避于吴越之地，则失去了进取的态势。

南宋初期关于定都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最后以驻跸临安而告终。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以运河为中心的经济时代……可说是理所当然”。

宫氏之言考虑到了经济的因素，新生的南宋王朝需要经济的支持，只有财政无虞，才能应对政治重建问题，这也是高宗初期倚仗江浙士大夫并将行在设置于临安的缘由。

施坚雅所持观点与宫崎市定相同，即认为开封和杭州作为地区贸易、工业、金融的中心，地位远胜于北京和南京；此外，二城定都时都早已是繁荣的经济中心了。

但也有人认为南宋定都杭州只是无奈之举，因为杭州不符合古典城市宇宙论。在建炎初的驻跸之争中，各派势力虽都以朝廷的重建和稳定为目标，但其中地域势力的争斗还是较为明显的，不同地域的官员都希望高宗驻跸自己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以此获取在朝廷重建中的政治地位。

在这一场事关国运的政争中，张浚未能影响中枢决策，从而没有实现其以蜀地作为全国政权中心的目标。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由驻跸之地的选择而引起的政争中，高宗已意识到四川地区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朕惟国之用武，必据形胜，以为地利。今西南之重，实占上游”，派遣亲近大臣张浚出使川陕即是明证。

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的地位变化

四川地区在宋代之前的历史上多次成为割据之地。

如两汉之际，四川地区为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所割据；东汉末年，四川地区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所割据；西晋末，四川地区又为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所割据；东晋末年，四川地区又为焦纵所割据；五代时，四川地区先是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所割据，后又为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所割据。

四川古称蜀，史家曾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可见四川地区的独立性和割据性为世人所公认。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曾对赵光义说过一段话：“中国自五代以来······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

立国之初的宋太祖将四川列入了其首要攻伐之地，所达成的目标是夺取蜀地的财富，也可证明四川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势下经济并未遭受大的破坏。

对于蜀中的经济条件，欧阳修描述为“蜀于五代为僭国，以险为虞······不绝于万里之外”，蜀地的经济实力和潜力在当时是可与其它赋税来源重地相媲美的。

在整个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远远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和重视，这也是宋太祖在在出兵攻打蜀地之前对宋军将士做出“国家所取唯土疆尔”、大有以掠夺蜀中子女玉帛作为激励士气的训示的原因所在。

但宋初几次变乱多与四川有关，如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均兵变等，连治蜀名臣张咏都曾感叹“从来蜀地称难制”。

南宋时期的士大夫对于四川仍有一定的畏惧，甚至将历史上四川出现的反常现象逐渐上升为一种地域的不详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之为“取蜀将帅不利”：“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擅命者······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

四川之地屡生变故，这一方面有其地域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与中央统筹失误有关。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四川地区在宋代被人为的割裂，两宋交替之时，长江以北的局势逐渐崩坏，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或南渡长江，或西入川蜀。

宣和年间，迁徙人口的增多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四川地区的经济在本身较为繁荣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迅速成为了南方地区的赋税重地，并构成了南宋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四川地区无论是盐业或茶业都极为繁盛，其经济实力几可与东南膏腴之地相比，绍兴五年，四川一地便抵东南诸路三分之一的收入，这不能不引起朝廷的重视。而人口分布上，四川地区“成都府路的人口是最多的……这表明四川中南部同样是宋朝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由于战争的影响，四川地区与江淮、京湖成为了朝廷的三大军事独立防区，南宋士人对于这三大防区有着清醒的认识，“四川，天下之根本······截然四固，南纪以安”。有学者将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称为独立攻防区。

由于北方领土的失陷，宋金边界逐渐南移，四川地区由北宋时的边远地区一跃成为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前线，四川据上游之势，顺流而下，可水陆并进攻掠南方，三国伐蜀之役前夕，司马昭在与群臣商讨统一天下的战略时，便看中了蜀地的作用。

提出了先消灭蜀汉，然后利用长江航道将大军投入荆州，打破吴国的沿江防御体系的策略。

四川多次成为抵御金军的前线，宋人周良翰称赞四川地区。四川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贯穿整个南宋时期，如史弥远执政时，因为郑损放弃了川峡的四州之地。

使得四川地区军事态势乃至江淮战区亦受到震动，因而，四川地区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南宋朝廷的安危，南宋统治者在整个南宋时期都非常注意四川地区的形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