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祭师和选官制度
上古时期没有什么好制度，人与人之间完全依靠的是信任，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的概念，顶多也就是分散居住的部落，部落酋长们选拔辅臣的渠道有限，有的是说人长得好看点，或是说比较孝顺，要不然就是懂点儿挖山治水，懂点儿文化的都是高级贤人。夏朝的开国君主启的家族就是因为治水治得好而被百姓拥护成为共主的，还有比如许由这种人，就是四下乡野里的贤人，就为上古圣君们所看重，专门前往拜访就是想请其出山辅佐自己。在上古时代有一种职位非常有趣，他们是国君们选拔干部和监督干部的主要官员，他们就是祭师。
夏商周时代的古中国，部落联盟逐渐发展成为分封诸侯，权力的高度集中对天下共主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权力之大在其眼中是为前所未有，而且任何一个聪明的君主都清楚的明白，共主之位主要还是仰仗于先祖们的励精图治，自己的幸运主要还是因为出身。这些共主们便大多需要依托某种工具来管理控制臣民，而“天”就是个很好的东西。在夏商周三代，天下共主们皆以天为最上，而联络上天的官员则是祭师，这些祭师有时候甚至掌握着朝野上下乃至天下臣民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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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祭师而言，可能是上古时代最具神秘感的官员，他们掌握着很多就连国君也不知道的往事，懂得大自然的日月星辰，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也就是说这个职位很难为外界所熟悉，只要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或者战争，他们就会永恒的传承下去。祭师也是不受国君们制约的少数官员，在某些场合之下可能还担负着监督臣民的功能，比如周厉王身边就有个卫巫，专门负责监督国内舆论。但到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国君权力的日益增长，随着人们对很多自然规律的掌控，或许祭师们当年所能掌握的东西也被更多人所知，这就导致祭师们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国君们则逐渐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制定一些制度来选拔官员，以支持国家的发展。那么，他们都是如何选拔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虽说世袭依然是主流选拔官员的方式，但是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和人才的不断流失，更多的选拔方式逐渐呈现，如荐举、游说、招贤、军功、任子、吏胥等途径，都成为士子们进入朝堂的渠道。所谓“官有能而禄有功”，就是要不然就是有经世治国之才，要不然就是战功卓著，才可能被擢拔为国君身边的朝臣。孟子曾经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君身边的人说人好，这个不一定好。朝臣说人好，也不一定好。要是国家里的人民都说人好，这个人才会是真的好。但还不能直接提拔，还要定个试用期，就是“察”，其后看到是真的贤人，才能大胆的提拔他，可见选拔程序之复杂。墨子更是对这种程序进行了深刻说明：“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
这个时期的国君选拔人才，已经不再局限于世袭制，大贵族们的地位日益衰落，这当然跟周天子的衰微及礼崩乐坏不无关系。因为国君们都已经意识到，人才之用，是为国家富强之关键，春秋战国的诸多霸主，像齐桓公、晋文公这等等国君，身边都跟随着很多名臣，正是这些名臣的辅佐之下，春秋霸主们才能一鸣惊人，才能在诸侯列国中成为众可仰望的偶像。这些君主之用人得当，关乎着国家兴亡，所谓“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国君们已经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对祭师们的依赖也不再是那么强，甚至于国君们与朝臣之间的关系，再也不是曾经的“国君让爵，朝臣卖智”，而是“国君授爵，朝臣斗智”了，国君们与朝臣们之间，既是权力的尊崇者，又是权力的觊觎者，这在春秋战国数代之间出现很多君杀臣臣弑君的事件，就是为此。
春秋战国时代的君主在选拔朝臣的问题上基本定型，而在控制朝臣的方法上，形式也是非常多样，君主运用礼法、刑德、赏罚、爵禄和诛杀来控制群臣，群臣虽有可能以执政之身份行使权力，可是绝大多数时候还是要看国君的脸色，主仆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事实上在更早的时期，夏商周时代就有着部落联盟议事会的体系，就是找个场所开个会，部落酋长纳谏纳言，这个时期的监督权尚且是属于全体部落成员的，这与西方民主启蒙时代的议事会制度很相像，差不多也是在同样的时期，中西方在这个时期非常奇妙的形成某种共识，这真的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上古时代还有设置木柱或者石柱的，就是谁有什么意见就能在柱子上写下来，国君或者朝臣们知悉而后，就能依靠这些建议进行改革。到商周而后，在东方的中国因为权力欲望的极度膨胀，导致整个民主制度体系发生转变，监督权不再属于全体成员，而是属于君主一人而已。在周人分封天下的地方机构中，出现了类似后世监察系统的分封之国，即为“方伯”，他们受命于王，以监察一方，尤其是那些不属于周人血缘体系的国家周边，这种方伯体系更为健全。而在周人的朝堂之上，则出现司寇、御史等职，专门负责监察工作。
当然这个时期的上古民主遗风尚未消失殆尽，在郑国子产时代还有“乡校”的存在，就是人民可以聚集一方进行议政。这可能本来就是国君们的故意为之，朝中有监察之职，民间有乡校之人，则可能形成自上而下的监察网络，则能够最大限度的监控起社会舆论，这与当年周厉王设置卫巫大张旗鼓的控制社会舆论相比，显然就要明智的多。而国君对朝臣之控制，也就有效的多。这种制度体系也在后来为秦王朝所沿用，专门还设置的严密的言谏监督制度，有专门的议事制度，有专门的谏官，还有专门的会议，这可说是影响深远，后世的大多监察制度皆自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