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人才，亡于人才，从李斯《谏逐客书》说起，看秦国的用人得失
[var1]
《谏逐客书》是李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所作，从文章的历史价值看，记述了秦国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四位君主能够延揽人才而终致国富兵强的成就，尤其强调了秦国对“士不产于秦”即外来人才的招纳，是李斯对秦国任人制度的肯定，也是他规劝秦王嬴政继续施行这一政策的积极建言。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第一位登场的是早在春秋时期，得以位列“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正是由于他开创了“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的基业，极大地拓展了秦国的版图，才使原本声名不显的秦国登上了诸侯纷争的舞台。秦穆公的求贤若渴，表现在千方百计地招纳人才，欣然接受举贤荐能。公孙支向他推荐百里奚，百里奚向他推荐蹇叔，这些人才都能得到秦穆公的重用。他为了得到由余的效力，使用离间计破坏由余和西戎王的关系，最终也因为采纳了由余之谋，才获得攻打西戎的巨大成功。
[var1]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战国时期的秦孝公，在他的支持下进行的商鞅变法，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直接影响了秦国的发展方向，李斯称其“至今治强”，说明在秦王嬴政时期仍然受到惠泽。商鞅本是卫国人，正是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才西入秦国求见，“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把秦国改造成了所向披靡的战争机器。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之子，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开疆拓土，充实国力。当时秦国的实力已经让其余六国感到畏惧，秦惠文王通过任用魏国人张仪，游说诸侯建立连横的关系，瓦解六国合纵所带来的威胁。秦惠文王终身信任张仪，直到去世。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秦昭襄王作为秦王嬴政的曾祖父，对秦国的“帝业”起了强力的推动作用。范雎从魏国随行入秦，提出了“远交近攻”、加强王权等一系列措施。而秦昭襄王初次面对范雎时，如《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秦昭襄王毕恭毕敬、礼贤下士的态度。
[var1]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申明了“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广纳贤良，才能德泽天下。作为被上书的秦王嬴政，是否乐于接受，我们看《谏逐客书》的前因后果便知。
当时的韩国苦于秦兵的连年攻伐，为了延缓其进兵的野心，消耗秦国的国力，用计派遣一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作为间谍向秦国献策，在秦国境内修渠，企图用大型水利工程来削弱秦国的民力。事情败露后，秦王嬴政下令驱逐所有外来客卿，因此李斯上《谏逐客书》，最终秦王收回成命。而间谍郑国也因修渠确实对秦有利得以继续施工直至完成。
可以看出秦王嬴政继承了秦国历来唯才是举的优点。不仅从谏如流，因李斯之言收回逐客令，甚至为了秦国水利的进步，容许敌国的间谍继续指挥工程。结合前面四位秦国君主的作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秦国不断吸纳人才并充分任用人才，无论其来自本国或外国，通过他们的谋略，能够因势利导，最终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和军事实力，使其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政权，自号为“始皇帝”，用来彰显自己前无古人的壮举。同时废除谥号，禁止后人议论自己，并希望皇位能够代代相传，“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显然历史轨迹并非如其所愿，秦朝成了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仅十余年后就有陈胜吴广起义，继而天下纷争，秦朝也难免“二世而亡”的下场。
[var1]
纵观秦朝从争霸到统一再到覆灭的过程，也是人才运用政策出现偏差的过程。可以说人才运用的失误，对秦朝的灭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是对人才的破坏。
早在秦国尚未统一之时，嬴政任用李斯为长史，并依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这是当时秦国对外国人才的处置方法，能够用金钱笼络收买的，则厚待结交，对于洁身自好者，则不惜杀人灭口。这固然削弱了六国的实力，但也造成了人才的破坏与流失，使秦国的声誉大幅下降，用财货结交而来的士人，又怎能称得上真正的人才呢？
秦国统一后，发生了著名的“坑儒”事件。秦始皇毕生寻求仙药，不惜斥重金令人寻觅。而有侯、卢两位书生因为秦始皇法令严苛，拒绝为其寻找仙药。秦始皇大怒，以诽谤之罪下令捕杀四百六十余人。此时秦始皇已经骄傲自大，丧失了面对人才的谦卑之心，这一举动使民间人心惶惶，杜绝了人才仕进的途径。长子扶苏就谏道：“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其次是妄图通过愚民政策加强统治。
秦国统一后，改称百姓为黔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开始采取压制人才的政策，闭塞言路，愚弄百姓。《过秦论》称其“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在李斯的倡导下进行焚烧百家诗书的恶行，只允许在民间留存医药、卜筮、种树等书籍。
李斯认为天下统一后，应当制止有识之士对朝廷颁布的法令私下议论，擅长诸子百家学说的人，有“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风险，容易煽动民间的反抗情绪，不利于秦朝统治。而秦始皇在处理“坑儒”事件时也强加了“或为訞言以乱黔首”的理由。由此可见，此时秦朝统治者的治国政策已经从搜罗人才转变为压制人才，从而加强在民间的统治力。
[var1]
还有治国策略的失误，导致人才运用不当。
秦国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奉行严刑峻法的治国策略，促使秦国迅速发展。但在统一之后，其统治者不懂“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法令更加森严，错过了充分调动人才以文教兴国的机会。刘邦入咸阳时曾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足可见当时的刑罚严苛。
秦始皇既不能转而任用文士，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专人擅权。丞相李斯作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始终掌握着话语权。他提倡“以吏为师”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的局面。这从客观上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历史证明一味地以法制民也不是治国良策。秦始皇并非守成之主，使他在人才运用的策略上步入歧途。
结语：
我们从秦国兴衰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秦国的崛起借助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输送，秦国的灭亡也与人才策略的失误有莫大关系。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四位君主的贤明之处在于用人得当，而秦始皇在前期也能做到任人唯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秦始皇在后期被一己私欲蒙蔽了双眼，从而在人才问题上铸成大错，对秦帝国的分崩离析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