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各家学派均有发展，秦汉将儒道法三家进行整合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理论解释天人关系。到西汉末东汉初，谶纬之学又产生出来，成为儒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谶纬以超自然的神话传说和预言为主，其中有不少是对历代帝王兴废的预言。史称汉光武帝建立东汉，曾得到《赤伏符》的预示，汉光武帝即位后，酷好谶纬，使得谶纬在整个东汉时期都很流行，形成普遍风气。谶纬的出现反映了儒家经学的没落，为此，儒家学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对谶纬进行了批驳，代表了东汉儒家学者中反对俗儒、要求对儒学进行重新认识的一派。
东汉后期，政治上日渐腐败，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在士大夫和儒家学者中，产生了清议的思想潮流，对政治上的弊端进行议论和批评。与此同时，仲长统、荀悦等人也著文立说，对各种政治弊病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形成了东汉后期具有特色的自由政论和社会批判的思潮。
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但特点又极不相同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方面最为灿烂的时期，秦汉则是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最为饱胀的时期（可参看陈启云先生的观点。陈启云先生认为，先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光辉灿烂时代，而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上看，两汉却是古代中国文化极为光辉灿烂的时代。“汉代政治可以说是远古周代的理想（儒家对周代文化的理想化）和近世秦法家的现实（战国时期的变法改革）二者的折衷调和。由于有了这一基本态度和精神，才能综合了中国境内各地区、各阶层的文化传统，融合为四百多年的汉代文明；而在汉朝覆灭以后，更延绵为二千多年的汉文化传统。”）。思想文化是一种源头，政治社会生活是一种过程。源头代表理想，而理想的源头必须有待于实际过程的伸展。
秦汉时期紧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而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展开的最重要的儒、道、法三家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法、道、儒相继为用，前后嬗替。三家各有其时代依据，又各自对社会作出贡献。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法、道、儒三家相继为用的现象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似已成为行之有效的规律。这些现象本身已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含义，是研究政治思想史极可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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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诸子学极盛，学者每于儒、道、墨、法各家探索渊源，比较异同，有所好恶则加以批评。但是早在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是另有思路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仍推《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班固之说取自刘歆《七略》）三家。
《庄子·天下篇》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司马谈《六家要指》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汉书·艺文志》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上述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而不是有高有低的。撇开诸子百家的互绌不论，其实各家是非常一致的，都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都是“务为治”的。各家的不同仅仅体现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上，而这不同的途径也不是一概可以否定，或者一概可以肯定，而是都可以肯定，只看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况下加以应用。各家学说都有其长处，又都有其短处。之所以具有长处，是因为适宜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之所以呈现短处，是因为不适宜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只要适宜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也可以说各家都具有价值，都没有短处。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不可以相互取消，只可以相互接替，就像耳朵和眼睛的关系一样。汉中期的“独尊儒术”，其实际情况要比表面看来的复杂得多。表面上看是独尊儒术，实际上仍然是各家为用，所以在其后的历代王朝中，三家政治思想依次嬗替的规律是仍然适用的。纵观历代王朝的政治得失，适时地顺利地完成政治思想的嬗替是取得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