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外交活动受哪些思想影响？墨子非攻思想，庄子无为而治
战国时期，诸侯并立，各诸侯国为完成统一大业，都开展了一系列邦交活动，例如，苏秦、张仪、战国四君子的纵横主义的外交，活跃的邦交对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产出重要影响，甚至出现了“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现象。齐国提出的“外归其义”的和平外交思想和灵活变通的经济外交策略。我们以最成功的邦交活动秦国为例，秦国实行的是“合纵连横”与“远交近攻”策略，商鞅中立韩国和楚国，联合齐国和赵国，削弱魏国，再由张仪以连横的方式对方东方诸侯国合纵，紧接着魏冉蚕食韩国和魏国，削弱齐国和楚国，最后范雎远交近攻，对诸侯国各个击破的外交。可以说，战国时期，就是纵横家表演的舞台，其主导了几乎所有的邦交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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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邦交活动的外交思想都分为哪些流派呢？不同的专家学者经过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把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分为霸权主义、仁义学派、自然学派、谋略学派、权力学派等等。还有人将韩非子外交思想分为强国武力外交、阴谋权术外交、君主霸权外交等。
但笔者认为，战国时期外交战略思想及邦交思想的源头仍然逃不脱“百家争鸣”时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等六家思想的影响，那么他们分别有哪些特点呢？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本章节只详细讲述儒家、道家、墨家思想。
仁义的儒家，儒家思想以“仁义”为对外行为最高准则，他们认为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应该遵循“仁、义、礼、信”等儒家道德伦理原则。孟子强调只要遵循“仁义”原则，拥有机智的变通能力，大国和小国就可以做到和睦相处，邦交中大国对待小国要以“仁”，小国对待大国要以“智”审时度势与大国相处，并给予大国足够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和睦相处，双方共赢。
《孟子》记载“唯仁者能以大事小，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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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以和为贵”邦交原则和“和而不同”的求同存异邦交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理念，孟子极力反对霸道而主张推行王道，原因就是孟子认为“霸道”主张用武力征服人心，而“王道”主张以德服人；在军事上孟子是典型的防御主义者，但孟子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战争，如果战争是正义的，是仁义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孟子并不反对战争。
《孟子》记载孟子对齐宣王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这与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有本质不同，但是荀子也不主张武力，他认为诸侯国之间要靠礼法来约束，在相处的方式上，荀子主张两国要友好相处，“修友敌之道以敬诸侯，则诸侯乐之”。荀子认为大国不要欺负小国，小国要礼让大国，只有这样小国才能得以生存，而大国则不必兵戎相见；大国征服天下主要靠仁、义、威的征服人心的王道，而不是只会动用武力的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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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的道家，庄子是道家思想主要继承人，庄子认为儒家思想提倡的“仁义”并不符合人的真实本性，儒家的“仁义”只是对强者和胜利者而言的，是存在以功利性为导向的“假仁假义”；庄子认为应该释放人类天性实行“无为”而治，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要顺应自然规律，顺应百姓意愿，对于两国外交来说，庄子主张互不侵犯。
《庄子集注》记载“爱民，害民之始也；君自此为之，则殆不成。君虽为仁义，且伪哉。”
庄子认为正是人们对“仁义”等虚名的追逐，才使得个人之间，国家之间发生争斗和战争。
“兼爱”的墨家，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生活在一个战国乱世时代，深受乱世之苦，迫切希望能有一个安稳和平的生活环境，墨子外交目标是建立一个和平环境而结束乱世，墨子认为战国时期互相征伐战争四起，其主要原因就是“不相爱”，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缺少“兼爱”，诸侯国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却不顾他国的利益，甚至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攻击他国；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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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认为，国家之间的交往应该遵循平等互爱的原则，因为天下都是天子的天下，子民都是天子的子民，无论大国小国都要一视同仁；所以大国不要用武力威胁小国，小国要与大国和睦相处，国家之间交往不要有损他国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墨子》记载“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此外，在军事上，墨子虽然主张“非攻”，但并不是反对所有战争，只有正义的战争人们才能接受，墨子强调“非攻”在军事上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态势，非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武力；墨子反对因为一个国家或个人的私利而攻打他国，若遇到不义之战，当弱国受到侵入时，其他诸侯国有义务出手相助，墨子只支持有利于国家、百姓和万民的正义战争。
此外，战国时期，邦交思想还受“深耕”法家，“慎战”兵家，“谋略”纵横家思想的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下篇文章详细介绍。
参考文献：《战国策》、《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