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现在，春秋的晋楚两国也有人才跳槽
另一方面，在当时，晋国俨然是北方诸侯国的领袖，楚国则是代表着当时中国南方最强大的力量，这南北两大势力的长期对抗所依靠的是人才的支撑，故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流动。因此，对于两国人才流动的具体情况的剖析可以从中了解到引起两国人才流动的原因。
一、晋国人才流动的原因
1.晋国的起源
晋文侯之后，其子晋昭侯即位，昭侯将文侯之弟成师封于曲沃，成师是为曲沃桓叔。曲沃桓叔后，子曲沃庄伯即位，庄伯之后，子曲沃武公即位。经桓叔、庄伯、武公三代人的治理，曲沃所掌握的力量已强过作为正枝的翼，自曲沃桓叔起便开始不断征伐正枝。
最终，曲沃武公于公元前678年打败了翼的晋侯缗，灭亡了晋国的正枝，同时通过贿赂周釐王，成功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取得了晋国的正统地位。这就是对晋国乃至春秋时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曲沃代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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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仅为晋国扫清了发展的障碍，同时也为晋国日后得以称霸诸侯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晋献公打击公室
晋武公之后，其子晋献公即位，当献公回顾晋国过往的历史，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使他必须去思考，那就是，经自己先君之手，晋国曲沃的旁枝击败翼的正枝取得了正统地位这样的事件是否会在自己或是之后的晋君身上再次上演。
献公为曲沃武公之子，然而曲沃桓叔与曲沃庄伯两族的公室之人仍有许多，作为晋国公室的子弟，他们也完全可以如“曲沃代翼”般的取曲沃武公这一系的国君而代之。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史记·晋世家》载，士蒍又建言：“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在这种既要顾及本族利益安危又要考虑晋国未来的双重压力作用之下，晋献公最终听从士蒍之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一举将公室子弟消灭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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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晋献公成功地将晋国的大权掌握于曲沃武公一族的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公室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后，由于晋国除国君外的众多重要职位均无公室掌权，从而吸引了大批其他诸侯国的智能之士得以成功在晋国入仕。
最为典型的当属“楚材晋用”这一历史史实，他们也为晋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晋国无疑成为了春秋时期一个最大的人才流入国。
异姓卿族的崛起与公室的衰微
事物的发展是有两面性的。依靠异姓贵族与外来人才，晋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着新鲜血液以哺育自身，保持着春秋霸主的地位，但是此种尊贤尚功人才状况的持续发酵最终所带来的影响也使晋国国君的权力受到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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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姓卿大夫们的地位凭借对其他诸侯国所取得的战功、晋君所封采邑等资本而日益上升，他们世代把持着晋国的军政大权，自身逐渐由军功贵族转变为了世袭大族。
异姓卿大夫们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晋国一定的有效资源，这种资源自然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几项能够构成一个国家的主要因素。晋国公室，自文公、襄公两代之后已然呈渐衰之势，仅在晋襄公这一代雄主之子的晋灵公身上居然就发生了弑君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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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赵盾弑君就是卿大夫的势头已严重威胁晋国公室的一个缩影。昔日赵盾之父赵衰陪同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19年，多次协助晋文公摆脱危机，并辅佐文公回国登上国君之位，从而使晋国称霸诸侯。
然而仅过了一代人，在他的儿子赵盾身上就发生了弑君之事，可见晋国卿大夫的势力膨胀速度之快，而这不过是晋国异姓卿族其中一支赵氏而已。面对如此强大的卿族力量，晋国公室明显已经无法有效掌控国家，以至于最后连晋君的兴废都掌握在了这些异姓卿大夫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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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卿族的数量众多也最终导致卿族之间互相兼并而不会过早地发生改朝换代的事件，晋君仍旧得以以名存实亡的形式苟延残喘，直到后来韩氏、赵氏、魏氏三家攻灭知氏，三家均无外患且实力相当，谁也无法独自取晋而代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三家分晋”的事件。
楚国人才流动的原因
楚国在南方的崛起
楚国无论在春秋或是战国时期，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几乎是独霸于整个南中国。更有甚者，即便在秦末乱世，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依旧是楚人，如汉高祖刘邦及西楚霸王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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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自季连两传至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处于原始的游农阶段，没有一定的居处，发展比较缓慢。由此可见楚国在形成的初期是较为落后的，还不及中原诸国的发展水平。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缘于楚国所处地理位置，四周遍布丘陵、群山环绕、水系纵横，加之地广人稀，大量土地尚处于未开发之况，不似中原地区所处地势平坦，故不利于早期的发展，加上中原一带已历夏、商两代的发展，已是初步成熟的农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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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决定了楚国在初期到其国家的形成要经过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直到季连的后裔鬻熊时期，楚国才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了，《史记·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
这说明了在鬻熊时期楚国不仅仅已经为人所了解，而且和周王室的关系也较为亲密，随着楚国进一步的发展，到了熊绎时期，楚国已经与鲁、卫、晋等诸侯国一样得到了周王室的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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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楚国相比鲁、卫、晋、齐等国而言仍是被视为蛮夷之国，而且楚国国君的爵位为子，远不及公与侯尊贵，但是楚国已经作为一个公认的国家而存在了，既有封号、姓氏，也有了都城。这为楚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楚国的特殊性
从鬻熊子事周文王到熊绎被周王室所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楚国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是有别于中原诸国的，晋国、齐国等国在周初分封时期就已经立国了，而且国家的形成和第一代国君的出现是同时进行的，如晋国的形成是始祖唐叔虞被封于唐地，而这之前不存在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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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形成是始祖太公望被封于齐地，这之前也并不存在齐国，楚国则与之不同，一方面楚国地处南方，没有受到中原地区整体性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楚国先祖季连之时，中原地区还没有进入西周时期，故而楚国的先祖季连时期并无分封之事，即便是到了鬻熊之时也只是“子事文王”，并没有像唐叔虞、太公望那样受封立国。
但彼时楚国事实上就已经形成了，楚人对于季连为祖的概念或许因时间太久而暗淡，但是对于郤熊为楚国先祖的认可却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也不会有《史记·楚世家》载楚王熊通所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只不过楚国到了熊绎时期才被赐为封国、赐予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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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楚国在周天子对其分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而其他诸侯国形成的时间和被分封的时间则是同时发生的。
3.楚国人才制度的隐患
不得不说，楚国此种用人制度，的确杜绝了发生晋国“三家分晋”、齐国“田氏代齐”的结果，不管国家发生某种动荡，大权始终掌握在公族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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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种用人制度所产生的消极一面也是楚国无法回避的，当回顾“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不难看出，楚国是一个孕育人才的国度，但是这些智能之士们的仕进之路却被本国的用人制度所封死，无奈之下大量从楚国蜂拥而出奔向其他诸侯国。
同时，任人唯亲制度导致无法留住本国人才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双向负面效应，即其他诸侯国的人流入楚国求仕的愿望也基本成为了泡影。因此，楚国较之晋国这个春秋时期最大的人才流入国，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人才流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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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任人唯亲制度的确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王室的安全、国家的稳固，更为重要的，它也使得楚国在春秋之世后的战国时期仍然能够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并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楚国也正因如此而为自己埋下了日后灭亡的种子，楚国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即使在之后的战国时期也是具备实现统一资本的大国。
但自春秋时期就开始的人才不断流失，甚至是外来人才也无法在楚国立足的状况，最终在战国时期造成了人才纷纷流入秦国，反而间接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壮大，最终也使自己亡于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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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两国不同的人才政策对各自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争霸中，晋国总是凭借其对于本国卿族和外来人才，以及对楚人的合理使用屡屡在战争中胜过楚国，而楚国因此始终无法深入中原左右天下格局，更是在晋国的挑唆下，使得自己险遭吴国灭亡。
但是由于两国人才政策均是一把“双刃剑”，致使晋国因为公室空虚导致卿族做大，最终被韩、赵、魏三个大族所瓜分，而楚国虽然在争霸中难逞其志，但其人才制度确保障了国家政权难以被外人觊觎，从而不会出现晋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