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以及隋唐时期蚕桑事业发展迅速，那么其以关中为中心如何发展
秦国和西周一样，都是以关中为徽辅重地的，这就对于在当地推行蚕桑事业有了很大的方便。后来两汉和隋唐都追袭周秦的遗规，建都于关中，就蚕桑事业说来，这是有积极的意义的。首先是引起朝廷对这方面的注意，西汉诸帝的诏令中，常常把发展蚕桑事业和种植五谷相提并论(《汉书》五《景帝纪》，七《昭帝纪》，十《成帝纪》)。唐朝朝廷也曾经规定过民间田土种植桑株的妆目(《旧唐书》十五《宪宗纪》)。
这些都是一般的公文，说不上它的效果如何。不过钱铺所在地总会多少顾全一些面目，不至于完全放在一边。其次，这些统治者固然可以从全国各地征集绞罗绸缎，在都城之中也设有纺织的机构，就近制作。汉时就有东西织室(《汉书》十九《百官公卿表》)，唐时也有织染署(《新唐书》四十八《百官志》)，名称虽然不同，职掌并无很大的差异。这些官家的手工业对于当地的纺织技术也许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蚕桑事业的经营范围和西周那时已经有些不同。前面说过，象《七月》诗中所说的养蚕的人分明都是农家妇女，王后固然也要养蚕，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到了西汉，就不是如此。司马迁的外孙杨挥就曾经亲身率领妻子，努力耕桑(《汉书》六十六《杨称传》)。
杨浑是一位有罪废弃的官吏，这样的行径还可以说是闭户韬晦，不得不尔。可是身居大司马的张安世，却是更进了一步。大司马总领枢机，比丞相还要尊贵一些。这位球为公侯的大臣，他的夫人竟然自己纺绩，他有七百名家憧，都有手技作业(《汉书》五十九《张安世传》)。这些家憧究竟作些什么事情，已经不可具知。不过夫人都在纺绩，家憧之中就难说没有相当多的人数不在夫人的指导下，从事相同的工作。象张安世这样的人物，绝对不是在那里沽名钓誉，而是在追求经济上的实惠。
在对于人民作一般剥削之外，还斤斤贪求更多的收益.司马迁不是早已说过，通都大邑能有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其收入可以和千乘之家相比拟(《史记》一二九《货度列传》)。张安世的家中是很富足的，这是靠着他的体碌收入，也是靠着他夫妇两人都不放松剥削。
隋唐时象张安世这样的人好象是少了，也许他们另有生财之道，不屑在尺寸方面计较。不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位位尊势重的人物，却也“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白氏长庆集》十五《渭村退居寄札部崔伶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
是不是这时经营蚕桑事业的地区比以前有些扩展呢?蚕桑事业也比以前更为充实呢?答复应该是肯定的。两汉魏晋时期的一些文学家，描述关中的景色，不是说“桑麻铺芬”(《后汉书》七十上《班固传》)，就是说“桑麻条畅”(《后汉书》《文苑.性笃传》又《晋书》五十五《潘岳传》)，好象是十分笼统的。
这些东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正说明不是少数的出产。这里略举些例子作为说明，关中在两汉之际及其以后的一些时期，是曾经饱受摧残的。十六国的起伏更使关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虽然如此，关中的桑树还是很多的。东汉末年，献帝迁都民安，恰逢大早，真是天灾人祸，甚至人们相食咦，这时正好桑夏生葚，讥民才得获食(《后汉仔》九《献帝纪》)。后来到待秦末年，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晋书》一五《符坚载记》)。
虽然是些荒乱的年月，却还有若干地方官史在这里劝课农桑，使已遭受残破的局面能修得到部分的恢复:曹魏时的颜斐(《三国志.魏志》十六《魂略》)，西晋时的司马狡(《晋一》三十八《扶风王映传》)和范髻(gui音鬼)十《范眷传》)等在这方面都曾著有成绩。前秦统治者符坚，戊马半生，却一也没有放松了这一点。(《晋书》一三《守坚载记》)。直到北周时，苏绰为政，还注意到利用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教人种桑植果。当然广大的农民在兵荒马乱的空隙里，努力保持田园，才能使旧有的基础得到维护，而不至于失坠。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到了隋唐统一的时期，关中的蚕桑事业才能够在旧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首先是这时长安附近种植的桑树就已经不是少数。唐时多诗人，郊野的桑园往往成为他归脉物言志的对象。长安城外本来就有一些采桑路，诗人就以它和邻近的垂杨道相媲美衬份拴唐诗（《骆宾王诗》《带京篇》）。
可以想见，缕缕垂杨，迎风飘摆。丛丛柔桑，向日茁茂，怎能不引得米往游人徘徊流连、注目凝视呢?长安城北的渭川，一片麦田，望之无垠，田间垄畔，荣株成行:每当麦苗秀发，桑叶稀少的时候，可以想到，正是桑事忙碌的光景(《王右丛集》四《川田家》)。长安城南，韦杜诸曲，朝贵园墅，连绵不断。可是经营蚕桑事业的也还是大有人在(《杜工诗集》一《曲江二章》)。可以想见:桑林与园卉互相掩映，刊是一番风味。沿渭河而下，两岸村邑，桑树相望，“鸟鸣桑椎熟，天晴蚕诉簇”(《自氏味庆集》一十《盂逻思猫村旧居寄舍弟》)，正是田家本米的景色。
这里应该提到一个问题。唐朝朝廷向人民征收的庸调，一般都是用布帛缴纳的。关中各地当然也不例外。按当时的规定，京兆府(治所在今西安市)及同(治所在大荔县)、华(治所在今华县)、岐(治所在今风翔县)诸州是缴纳锦帛的(《唐六典》三《户部》及《新唐书》二十七《地理志》)。当地既有蚕桑事业，这样的安排也是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到了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朝廷颁布了一条诏谕，说是关辅既寡蚕桑，所纳庸调，可以改为米粟，河南、河北等处州县，则改纳绵绢(《唐大谧令集》)。
按之当时情形，黄河下游各外声产的丝织品，不管论质论量，都居全国的首位，全部负担朝廷的需要也是力所能及。话虽如此，关辅的丝织品，在质和量方面是不是就退居到无足轻重的位置，却还是有待于商榷的。关于当时关辅丝织品的种类和素质，当另作讨论，这里暂时按下不说，至于所产的丝织品的数量:当时没有保留下数字，也难作具体的说明。
不过当时诗人所歌诵的诗篇中大体可以看出，长安及其附近各地，到处桑株蔽野，绝不是寡于蚕桑的地方。如果说诗人们所说的有时不免夸大，难于为凭，则朝廷中另外一些文告，还可以比照证明。就在开元以后不远的元和年间，曾经两次颁布折纳两税的命令，元和六年，还规定以粟、麦、丝、绢折纳，元和十一年，就改成以缎、缉、细、丝绵折纳(《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二)。
前后为时未几，为什么就矛盾若此，统治阶级经常善于玩弄花样，向人民进行剥削，这前后不同的文告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企图。开元末年，唐朝富廷的落后面貌已经逐渐暴露，他们不计物力的维艰，只图尽量享受，黄河下游各地丝织品的质量较好，服用在身，赏心悦目，也许就是颁布这条簌令的目的。
如果说是关辅蚕桑真的不多，则元和年间的两道诏谕，就地征纳，岂不是自讨苦吃?其实在封建找会里，民间不论什么事情会受到阻碍和打击的，蚕桑业何尝能是例外？安史之乱时，回讫军人因为曾经为唐朝立下一些汗马功劳，因就跋雇难制，人民随着吃尽苦头。
杜甫曾经写过“田家最恐银，麦倒桑技折”(《杜工部诗集》二《留花门;)，就指的是这祥的事情。如果说这是暂时的折磨，则白居易的《杜陵臾》一诗所写的应该不是偶然的事例，这首诗明明指出:“急敛暴征求考课，典采卖地纳官租”(《白氏长庆集》《秦中吟》十首中《重赋》一首，所咏的也相仿佛)。这样的遭遇应该不仅仅杜陵臾这州位老人吧！若是把这些情形都算计在一起，关辅的蚕桑可能是不会太少的。至于能不能满足统治阶级赋敛的要求，那倒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在此以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研究。北魏孝文帝时曾颁布过一补赋税制度，规定人民缴纳户调的物品种类。根据规定，有的地区缴纳绵、绢及丝，有的地方则以麻布充税。陕西在当时是两者皆有。雍(治所在今西安市)、华(治所在今华截)及歧(治所在今风翔县)三州所属郡县绝大部钱都是缴纳绵、绢及丝的。另有连芍（在今蒲城县南）、宁夷(在今礼泉县东北)、三原(在今三原县北)、云阳(在今三原县西)、同官、(今铜川市)、宜君(在今宜君县西)，夏阳(在今韩城县南)诸县是以麻布充税的(《魏书》一《食货志》)。
规定的这样具体应该是实际的情况。如果以此和唐时期比较，其间的差异是很显然的。北魏连芍县于唐时为下邦县，宁夷县改为礼泉县，其他三原、云隅、铜官、宜君诸县变动不大，只是分别隶属于京兆府和华州。如前所说，唐时这些府州都是缴纳绵绢的，是这此县邑到唐时可能都已有了蚕桑事业了。
白居易曾居于下郊，其《寄内诗》中写有这样的句子:“条桑初绿即为别，柿叶半红犹未归”(《白氏长庆集》十四)。若不是当地桑树很多，养蚕人众，白氏怎能向他的夫人率尔说出这样离别前后的景色?宋人袁灼有《移任云阳诗》，这位地方官吏到云阳的时候，就看到“有圃皆水竹，无地不桑麻”(乾隆《西安府志》》六十九《艺文》)。
这样的桑林可能是唐朝以来旧有的。同官、宜君两县，地域相北，与渭河沿岸诸县可能不完全一样。不过唐朝朝廷在那里徽收绵绢，也许不是绝对脱离实际的。杜甫有《北征》一诗，是他由凤翔返回鄜州(今富县)作的(《杜工部诗集》二)。
据诗中所说，他的北征路程是由风翔北过岎郊(今彬县境)渡径河，再达到鄜州的。诗中说:“坡陀望鄜踌，岩谷互出没”，这是已经快要到鄜州城了。就在这时，他写出“鸥特鸣黄桑，野鼠拱乱穴”的句子。显然鄜州也可能有蚕桑事业的。鄜州在宜君之北，而宜君又在同官之北，唐朝朝廷列宜君、同官于缴纳棉、绢的地区，也许不为无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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