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齐国及其令人生畏的齐襄公
鲁桓公十八年，这一年，太不寻常了！齐国展现出来的大国天威，真让人不寒而栗。尤其，鲁国、郑国国君相继死在了齐襄公手上，而且均死于非命，但死就死了，杀就杀了，谁又能奈何得了齐襄公呢？
这年四月，鲁桓公死于齐国，在鲁国的哀求下，公子彭生以命抵命，算是做了了结。但是郑国新立国君公子亹以及高渠弥的死，却让人感受到了齐襄公那令人恐怖的手段！
离鲁桓公之死还不到两个月，齐襄公就带领大军来到首止。首止即河南省睢县东南，当时属于卫国，但离商丘不远，只有一百华里。齐襄公来到这里，点名要郑国国君参加。郑国时任国君公子亹，上任只有短短半年，怎敢不来！于是乖乖带上高渠弥到首止来拜见齐襄公。
哪成想，齐襄公动了杀机！这次首止之会，齐襄公先是杀了公子亹，然后车裂了高渠弥！看看多么恐怖！为什么会杀郑国国君公子亹？后人有三种解释。其一是讨逆说，出自《春秋左传正义》的注释，也是《左传》前后文字传达出的大致可能。杀郑昭公乃是弑君大罪，而郑昭公于齐立有大功，因此也不排除为郑昭公报仇！所以杀公子亹而车裂高渠弥，就显得合情合理。其二是不敬说，出自《史记》，说公子亹来到首止，对齐襄公不敬，因此齐襄公伏甲士于内，在大帐内杀了公子亹。高渠弥逃回新郑。其三是泄愤说，也来自《史记》，说齐襄公、公子亹都还是公子哥的时候，曾发生争斗，这次齐襄公为泄私愤而杀了公子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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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裂高渠弥
作为今天的我们，反过来再看这段历史，还是觉得《左传》提供的线索具有更高的可信性。首先，《史记》所录的历史事件，总体上是建立在《左传》成书的基础上，此外夹杂了司马迁个人民间采风的素材。《史记》与《左传》不同的地方，明显存在情节矛盾和逻辑矛盾。
比如，齐襄公在首止聚会诸侯，期间擅自用伏兵杀一国国君，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齐国就是再强大，也是远离本土，尤其驱车将近四百公里，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军队，如果犯了众怒，怕是很难善后，甚至自己都回不去了！这次聚会，周边国家如宋、鲁、卫、陈、蔡都有可能参加，齐襄公有可能是经过诸侯讨论，在达成一致意见后采取的极端手段。
其次，齐襄公有没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与公子亹打架斗殴？这非常值得怀疑，郑国与齐国之间相去很远，最少五百公里程，即使在今天也算是比较长的距离。据《左传》记载，郑庄公与齐僖公之间相会次数不超过三次，而齐襄公作为太子会不会每次相随都值得怀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一般是不会的。所以这种齐襄公与公子亹之间见面的机会应该不多，互相打架的可能性非常低。而这样的故事，更像是普通邻居之间发生矛盾的想象。
第三，公子亹如果和齐襄公真有很深的个人成见，应该躲避齐襄公才对。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史记》中说公子亹畏惧齐国强大，害怕率领诸侯之师讨伐郑国，并重新换上就在栎邑的郑厉公，所以才勉强来到首止参会。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公子亹，应该非常谨慎，而且应该讨好齐襄公，为什么人到了首止，却又犯了糊涂，而去得罪齐襄公呢？这分明是逻辑上的矛盾。此外，祭仲不参加首止之会，据说这次也是先知先觉，知道此行凶多吉少，所以称病不往，多半又是祭仲后人的夸大演绎和涂脂抹粉，其情节可疑。
所以，《史记》所提供的不敬说与泄愤说，都值得怀疑。从前面可知，齐襄公继位以来，在郑国问题上一直比较谨慎，一方面很少卷入郑国乱局，二来明显偏爱郑昭公而讨厌郑厉公，所以这次首止之会，有可能就是专门为郑昭公而来。其次，鲁桓公刚刚死于齐国，齐襄公就敢再杀公子亹，说明齐襄公不存在做过亏心事的想法，所以才有胆量劳师远征给郑昭公讨回公道。从后面的情况看，公子亹一死，祭仲从陈国接回郑庄公的另一位儿子，名子，字子仪的做了国君。说明齐襄公首止之会，目的就在杀人！而不是在郑国扶植自己中意的人选。尤其车裂高渠弥，更显出了这次首止之会是为了给郑昭公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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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首止会盟遗址
由于《左传》出自鲁国，鲁桓公也死在齐国，这事当然齐襄公脱不了干系，所以《左传》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丑化齐襄公是有可能的。单就齐国能够让诸侯之大夫戍齐这一点上看，齐国绝不是仅仅在武力上超出诸侯，而一定是在治国水平，尤其在大国风范上有可圈可点的地方。齐襄公虽然不能说是一位卓越的国君，但能够死后谥襄，说明齐国人也不认为他是罪大恶极之人。鲁桓公十八年，齐襄公手里连丧两位大国国君，却并没有引发国际乱局，说明齐襄公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