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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的版本中,他把这一点改得更加突出。就叙事来说干脆把荆轲的故事移到后面集中到两段,就具体台词来说删改了秦王的一些嗜血的台词。原来的版本中,秦王上了战车后跟着驭手讨论了一个大道理。驭手说:“记着,上了阵就是一个字!””什么字?”“杀。”秦王就跟着大叫“杀“。看破了这一点,对陈凯歌的许多以前让我读不懂的话就多少能摸到一点脉搏了。“秦始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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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说过“在当下各种事件的压力下,记忆的痕迹随时有被重新组构的可能”。陈凯歌曾在那个敏感的年代,批判过自己的父亲,但是我觉得更大的紧张和内心压力并不在陈凯歌和他父亲之间,而在于有着最高权力的“天下的王”和小士兵之间,在于陈凯歌与哪种思想体系之间,是那个意识形态机器差遺,陈凯歌在自己家和北京电影厂的其他邻居家门口贴上批判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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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荆轲刺秦王》看,我有点冒失地猜想:陈凯歌今天仍然十分崇拜当代中国的强力人格和那个具体形象。有人问他“现在有些作品对皇权有所肯定,你认为这是有害还是有益?”(这显然是指《雍正王朝》)陈凯歌说:“有些戏不自觉地对皇权进行肯定,主要还是从宣传角度说的。主要还是牵批到改革、变法、新政这么一些社会问题的映照,不是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判断。”这里陈凯歌用了“不自觉”这个词。这好像是很会呵护他的同班同学,其实是在侮辱胡玫的清醒大脑,贬低她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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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是自觉和有意识地对封建皇权进行肯定,它的主题词其实是“世间万苦皇帝最苦”。而我们眼前的这部“巨片”才是无意识地肯定了封建皇权,把焚书坑儒的暴君写成心中充满人情,充满矛盾,总想着“救护百姓”的仁主。这种对历史人物的随意摆布和对历史的反人道的解释明明浸透了一种充满暴力的美学,可导演还把它当做响彻云霄的国家主义凯歌,还“觉得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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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凯歌和这部片子,我可能有那种出自阴暗心理的幸灾乐祸:终于在一个权威身上找到点缺陷了。我也为找到一个批评名人的机会而兴奋。这个批评名人显示自己的机会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陈凯歌毕竟没有受到强势的主导话语的绝对信任和保护。同时,我又为话语英雄被去势而扼腕痛惜,同许多人一样,这种去势半是被阉半是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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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冷静思考的同时产生发自内心的失望和深深的痛苦他是有巨大的无形资本和话语力量的,是我们一直寄予很高期望的。本来,这位极有天才的导演可以拍出更多的像《黄土地》、《霸王别姬》那样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