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破八苦五去”是唐懿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描述的情景,具体来说就是国有九破:“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输税人少”;民有八苦五去,百姓失去土地,没有收入,不得温饱等等。但明明十余年之前唐宣宗在位之际,尚且被称为“大中之治”,为何短短十余年唐朝便沦落至此?
首先, 两任继位者纵情享乐,朝政荒废
《新唐书》记载,在唐宣宗去世后,其长子李漼被宦官王宗实拥立,是为唐懿宗。唐懿宗精通音律,沉湎游乐,不理政事,常常带着数万随从出行游乐,晚唐诗人韦庄有诗“要吃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唐懿宗在位十四年,任用了多大二十一名宰相,其中大多都是碌碌无为、尸位素餐之人,而他正好不必为政事所扰,安心享乐,最终病重驾崩。李儇在宦官田令孜拥立下即位,是为唐僖宗。唐僖宗较之其父唐懿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军政大权全部交由宦官田令孜处理,他则沉迷娱乐,喜欢斗鸡、赌鹅、骑射、剑槊、法算、音乐、围棋、赌博,而且酷爱打马球,甚至有名为“击球赌三川”的典故:唐僖宗召集神策军的三个将领一起打马球比赛,谁先进球就能去最富饶的西川做节度使,而与此同时,黄巢的起义军已然逼近洛阳。
尽管我们不能说唐朝是因为唐懿宗唐僖宗耽于逸乐而灭亡的,但唐朝在短暂的中兴之后便迅速陨落的罪责必然要归咎到他们头上。他们不仅完全没有父祖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的志向志气,甚至连身为君王,对国家最基本的责任都没有,晚唐的破落与他们关系重大。
其次,国内矛盾过于尖锐
《新唐书》中写道,唐代的土地经济政策是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并把赋税制度由租调制改为租庸调制,可用纳绢或布匹代替徭役。但是随着朝廷日渐腐败、藩镇割据,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原先均田制保证了农民都能有自己的土地,但在唐朝中后期,许多农民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只能依附于大地主生存。而朝廷公有的土地也在地主和贪官的侵蚀下越来越少,虽然唐朝实行两税法,改变了征税方式,缓解了农民一定的税赋的压力,但土地兼并与流失并未被限制,最终农民再也没有了生路,只能揭竿起义。
土地兼并是每个封建王朝都会经历的事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占有关系并不固定,而土地又是古代生产力最需要的生产资料,因而土地买卖十分盛行,当政府给农民施加了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赋税、徭役这样的压力时,他们便难以保有手中的土地,致使土地流失,最后失去活路。
最后,所谓治世不过是唐朝的回光返照罢了
我们在《新唐书》中可以看到,唐宣宗李忱所在位的期间,被史学家誉为“大中之治”。他为求改善社会问题,复兴唐朝,勤俭治国,体恤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贬谪李德裕,解决牛李党争;打击宦官,抑制宦官势力膨胀;击败吐蕃、回纥、党项,收复失地;平定藩镇叛乱。确实使得唐有了兴盛之兆,但同时大中年间,既要收复失地,又要平定叛乱,几乎战事不止。虽然打击了宦官,但在他死后,皇帝依旧是由宦官所拥立,宦官依旧手握大权。
唐宣宗的种种行为虽然确确实实使得局面有所好转,但这些举措既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唐的根本问题——土地兼并、中央衰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因此一切不过是治标不治本,而“大中之治”,则就像唐朝的回光返照一样,带来了短暂的希望和长久的绝望。
总而言之,唐的衰亡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矛盾尖锐化,而直接原因则是两任帝王的胡作非为。
人民一直都是我国政治的根本,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人民无法生存,那么王朝自然也将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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