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重农抑商自古以来便是统治者信奉的基本国策，自从两周“士农工商”阶级确定之后，封建王朝便有了重农抑商的惯例。

重农抑商政策和封建制度绝非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下的必然产物。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将发展农业作为立国之本。

而将工商业视为末业，进行了遏制，汉朝重农抑商的倾向就极其明显。

汉文帝曾公开表示过“夫农，天下之本也”，汉武帝出台过“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政策，由中央统一管控盐和铁两项重要物资，遏制商人自由发展。

汉朝的重农抑商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汉朝不仅使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具制度性和法律性，而且还通过教化让其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传统观念。

那汉朝的国情如何？古代统治者为何对重农抑商政策情有独钟呢？

先秦时期，重农抑商思想抬头

中国历代王朝皆强调以农为本，将重农抑商的思想视作中国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用法律来发展农业，遏制商业。

其实重农抑商政策并非是汉朝首创，早在秦朝之时便已经出现了。

春秋战国时期，秦王实行商鞅变法，重农抑商政策初具雏形。

秦王鼓励农民种田，只要农民种好田地，多交粮食，便可以获得爵位，而商人做生意赚钱却要交纳重税，商人赚的钱越多，交的税便越多。

商鞅之所以提倡重农抑商，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战士在前线作战需要大量军粮供应。

而商人们却喜欢操纵物价，从中牟利，扰乱市场经济，不利于军事国防的稳定发展。

秦朝一统天下之后仍旧推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打压商人的发展，但是秦王打击商人的力度却并不大，只是遏制了部分商人的事例。

秦始皇达到“六王毕，四海一”的政治目的之后，建立了强盛的大秦王朝，但是由于秦始皇重用法家思想，惹得百姓苦不堪言，激起了农民起义的热潮。

彼时，例如刘邦、项羽、陈胜、吴广之类的农民领袖纷纷起义，挑起战乱，破坏了大量耕地。

秦朝灭亡之后，中国又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争霸战争，刘邦最后取得胜利，建立了统一的大汉王朝。

汉朝建立之时国内一片凋零，彼时，国家千疮百孔，遍地废墟，耕地破坏，百废待兴。

汉朝初年，国内仍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朝中甚至还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样的现象。

战乱使得汉朝初年生产凋敝，国家经济步步溃败、民不聊生，贫困者无以为生、无以为家。

统治者面对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将目光放在了农业之上，大力发展农业、维护财政需要、巩固统治基础。

彼时的大汉王朝既坚固又脆弱，统治者为了顺应百姓愿景，弱化社会矛盾，采用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思想理念，减轻百姓的税赋。

用重农的方式减轻了社会矛盾，恢复了生产，为汉朝初年经济恢复国家、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

汉朝初年，统治者在采用“无为而治”基本国策的情况下，加强了对农业的重视。

从政治立法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农的措施，使得重农思想在汉朝更具规模化、法律化、制度化。

第一、汉高祖刘邦下令赦免了大量因为生活困难而卖身为奴隶的人，并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大力鼓励生育，凡是农民生子，便可以免除两年徭役，以此来增加劳动力，发展农耕。

第三、发布“复故爵田宅令”，让农民们重新获得土地。

第四、奖励农耕，颁布劝农诏书，嘉奖在农业生产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

史书记载，从汉文帝二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中央一共颁布了八次劝农诏书，可见其力度之大。

汉朝统治者为了鼓励农耕，无限提高了文人的地位，并亲自耕田以表对农业的重视，在上行下效的影响下，重农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

第五、减免赋税，汉武帝之时，改税率为“十五税一”，下令“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汉文帝时期，推行”除田之租税半”，汉景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更是直接将税率降到了“三十而税一”。

让百姓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福利，增加了农耕生产的积极性，改善了生活条件。

据研究，西汉末年，汉朝已经一扫开国之颓废之风，耕田面积已然达到了8270500多顷，奠定了汉朝的强盛。

汉朝统治者在重农的同时制定了诸多政策，打击商人发展

汉朝建国之时，商人与农民的矛盾及其尖锐，彼时，生产凋敝，经济下行。

商人为了与农民、国家争权夺利，大肆抢夺土地，争夺劳动资源，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部分商人为了赚取钱财，竟然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土地人口，引起了市场的动荡。

商人随意买卖土地人口的行为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观念相矛盾，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不满。

汉朝初年，甚至还有富商以财力影响政治，实行土地兼并之事，激起了农民的反抗情绪，引发了农民起义之类的暴乱，危害到了国家统治与社会安定。

因此，抑商政策其实是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汉朝初年，奴隶制生产关系仍旧存在，封建地主为了个人的富贵，随意买卖奴隶、打压百姓。

他们在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之后，居然垄断了“冶铁”“煮盐”之类关系到西汉王朝经济命脉的部门，把持着工商业的生产和交换大权，使得奴隶制度在工商业经济中泛滥成灾。

到了文景之治之时，地方的诸侯王也涉足工商业，使得钱权交换之事横行，他们在兼并土地、买卖奴隶的过程中收揽了大量财富，危害到了国际根本。

更有甚者，甚至还妄图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恢复奴隶制生产关系，如果统治者不及时解决这个矛盾，生产关系就将被工商业领域残存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所吞噬。

西汉初年，那些出身于地主阶级的诸侯王效仿工商业奴隶主，插足工商领域，累积了大量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以钱财谋利，对西汉生出了不臣之心。

当他们的经济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就不满足自己已经享有的政治特权了，他们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产生了推翻西汉王朝的想法。

西汉之时，吴王刘濞就大力发展工商业，冶铁煮盐，私铸钱财，发展军事，囤积粮食，发动了七国之乱，妄图一举推翻西汉王朝，彻底惹怒了统治者。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

贾谊也同样在《过秦论》之中提出了，

如果汉朝统治者不尽快解决这一社会矛盾，可能还会走了秦朝末年激起民变的老路。

汉朝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打压商人的新政策，自汉朝建国开始，刘邦便明令禁止不准商人做官、不准商人穿丝坐车，并加重了商人的赋税。

汉文帝、汉景帝又采纳了贾谊和晁错的建议，用“入粟受爵”的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地位。

不过他们都没有伤到商业发展的根本，一直到汉朝经历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稳定之后，汉武帝才在桑弘羊的支持下，对商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强制实行了“盐铁酒类专卖”、“统一铸币”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让工商业走回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正轨，弱化了尖锐的矛盾。

汉景帝为了平定七国之乱，削弱了诸侯王手中的特权，使得重农抑商的方针在各个阶级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汉武帝为了收归权力也推行了“推恩令”，取消分封制，剥夺了地方诸侯王的政治特权，将“盐铁官营”等政策落实到了实处。

重农抑商政策普遍推广之后，受到了百姓特别是平民阶级的广泛认可，自此之后，该思想便成为了大汉王朝的指导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格局。

重农抑商也有一定的消极性

第一，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农业迅速发展，生产工具得到改进，经济迅速恢复，保证了国家财政。

第二，打击了地方豪强和异己分子，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统治者在遏制商人发展的同时也打击了地方豪强的专断，维护了社会稳定。

总而言之，重农抑商政策对于小农经济社会具有积极的重大意义。

在统治者的推广下成为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意义深远，但是该政策并非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其消极作用也非常明显。

重农抑商的政策只适用于特定环境，而不能一直推行。

古代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即阻碍了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增长、百姓的创造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

其一，重农抑商是汉朝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后代统治者应，依据环境正确调配商人与农民、工商业与农业的发展关系。

但是历代统治者却将重农抑商视为了历史习惯，视为了基本政策，这是典型的懒惰的表现。

统治者应当依据国情和时代的变化，正确调配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而不应一味的打压商业，抬高农业地位。

统治者对商人的打压使得人们形成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负面印象。

直至今日，现代社会仍旧存在商人狡猾吝啬，圆滑世故的固有观念。

这种观念是一种片面、错误、刻板的观念，既不利于工商业、服务业、市场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政治文化发展。

其二，导致了人们思想的落后，不利于创造性发展。

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环境，在重农抑商思想的压制下，百姓形成了封闭、保守、落后、安于现状的思想惯性，延缓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步伐。

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人们的思想日趋守旧，畏惧变革，阻碍了文人的积极性，也阻碍了中国民主之风、自由之风的发展。

第三，阻碍了后世统治者“因时而变”。

汉朝制定重农抑商政策，解决社会矛盾的事件告诉我们，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应积极维护新制度，防止旧制度复辟，正确的做出调配。

但是后世统治者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味的承袭前人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针对时代的变化及时做出改变，调整农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汉朝统治者之所以会实行重农抑商，并不是因为君主自主选择了重农抑商，而是社会条件和时代环境所决定的。

重农抑商政策为汉朝的昌盛打下了基础，为后世立下了典范，也成为了后世的禁锢，我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应当结合时代背景，用客观、科学的角度分析评判，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