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还能打,而李元昊却不打了。他向北宋主动求和了。至于军师张元的关中攻略,只能作罢。关中之地,不是西夏不想要,而是西夏做不到。
一个是实力不允许,北宋在陕西战区的二十万大军,西夏根本吃不掉;一个是能力做不到,即便拿下关中也无法形成统治,党项人只能勉强管好自己。所以,停战止争才是最好的选择。
接连三场战败,北宋的主和派甚嚣尘上。宋仁宗和两府都不想再打了。公元1044年,北宋与西夏签订庆历和议。其中规定:
(一)西夏取消帝号,北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赐金涂银印,西夏向宋称臣、奉宋正朔;
(二)西夏占领的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地及其他蕃汉居住区,全部从中间划界;
(三)逐步开放边境,后来在保安军和镇戎军设置了两处榷场,但北宋继续禁止西夏青盐入境;
(四)北宋岁赐西夏银7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有节日、生日等项赐赠。
这是另外一个澶渊之盟。而澶渊之盟的背景却是:契丹饮马黄河、北宋据守澶渊。这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达成的和议。而庆历和议呢?原因只是皇帝和朝廷不想打了,然后认怂了。所以,别说韩琦等北宋主战派不满意,甚至契丹人也不满意。
契丹人认为李元昊这种货色就不该与自己有一样的待遇。于是,宋辽之间烽烟再起,辽国非逼着北宋再次增币,否则就要拿下关南之地。于是,北宋又多了一笔庆历增币: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再增银十万、绢十万。
韩琦认为宋夏议和,应该做到“朝廷得大体,契丹无争端,以此议和,庶为得策”。很显然,北宋没有做到。
这就是财政王朝的算法:凡事都以少花钱或眼下少花钱为出发点。北宋确实少花钱了。因为庆历和议之后,宋夏之间维持了二十一年的和平。
同时,也不用北宋挑唆,夏辽之间立即开打。曹操休息了,孙刘两家就没法联盟。
公元1044年,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进攻西夏;公元1049年,辽兴宗趁李元昊被刺,再次兴兵攻夏;公元1053年,辽军攻破西夏在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运走西夏的全部储备军粮。最后,西夏遣使请降,夏辽之战才算告一段落。
北宋、西夏和辽国之间,就是另一个三国演义。宋辽打完、宋夏打;宋夏打完、夏辽打。但是,这三家却谁也灭不了谁,只能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关系。
李元昊被其子宁令受刺杀后,西夏开始走了下坡路。北宋也终于熬死了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三任草原雄主,获得了喘息之机,也有了更多的施策空间。
对于宋辽关系,北宋的处理还算得当,契丹待宋以礼、北宋代辽以诚。宋辽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和睦的外交关系。但是,对于西夏,北宋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一个原因是庆历和议确定了宋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西夏要向北宋称臣。但西夏对这个关系定位一直不满意:西夏国主在内就称皇帝。
另一个原因是北宋从朝堂到边地始终对西夏摆着一副天朝上国的架子,根本不想处理好与西夏的关系。
于是,宋夏之间只能各种龃龉。大面上和平,却总是你偷袭我一次、我坑害你一回。北宋在陕西、甘肃方向的驻军,一直跃跃欲试。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西夏派使吴宗到汴梁祭吊仁宗之丧、恭贺英宗登基。这本来是一件美事,西夏很懂礼仪,也很会办事。
但是,北宋呢?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
北宋从边地到朝堂,出奇一致地开始挑衅了。
首先是“押伴”这个职位,完全无法与契丹使者相提并论。西夏算是“臣”,所以跟诸蕃一样,边地派出押伴或引伴就行。辽国使者入朝,则要由朝廷派出接伴或送伴。
其次是押伴高宜不仅把西夏使者当间谍来防,而且完全没有尊重,“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你不是要告状吗?“留止厩置一夕”,直接把西夏使者扔到马厩去了。
第三是北宋朝堂也不客气,通知“门见”,连到上朝的资格都不给,甚至“赐食殿门”,完全就是在打发乞丐。
虽然庆历和议对西夏的定性是臣,但押伴高宜和北宋朝堂的这个操作,纯属没事找事。你没必要如此羞辱对手,而此时的西夏已经不能说是对手了。
这个操作,连北宋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司马光上书要治罪高宜,但朝廷不同意。
“傲其使者,侮其国主”,这成了宋夏新冲突的导火索。庆历年间可是有和议的,西夏因为这就要开战吗?原因是当时的西夏内部也有问题。
李元昊突然被刺、李谅祚年幼继位。随后,契丹立即猛揍西夏,一直揍了五年之久。直到西夏跪地求和,契丹才正式罢兵。所以,屈辱就成了西夏的主基调,内心非常脆弱。
李谅祚一直被外戚加权臣的没藏讹庞控制,所以这个国主当得非常窝囊。但这家伙也不是个省油灯,竟私通了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这也是西夏宫廷的神操作。于是,李谅祚以近乎政变的手段消灭了权臣没藏讹庞一伙势力。
此时的西夏,外有契丹之辱、内有政局变动。所以,李谅祚极力修好与宋朝的关系,并“上书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西夏这就准备改汉服、易汉制了。转过年来,李谅祚又进贡了50匹良马,同时请赐太宗御制诗章、《九经》、《唐史》、《元册神龟》等书。这就是在文化上向宋朝靠拢。
而恰在此时,北宋玩了这么一出:傲其使者,侮其国主。西夏相当于热脸贴了冷屁股。
秋,夏人出兵秦凤、泾原,抄熟户,扰边塞弓箭手,杀掠人畜以万计。
说不通就开打,这就是草原民族的快意恩仇。公元1064年秋,西夏出兵抄掠北宋的秦凤、泾原边地。然后呢?然后北宋“乃更遣使臣,赍诏抚谕”,又是送礼、又是好言。这种操作也就北宋能干得出来,从来不顾内心是否不自洽。
别说我们看不懂,就连北宋大臣司马光也看不懂北宋的外交手腕了。因为北宋朝堂就没有手腕。
彼顺从则侮之,傲狠则畏之。无乃非文王所以令诸侯乎?若使臣至彼,谅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犹或可赦;若复拒违王命,辞礼骄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将何以待之。
西夏卑躬屈膝,你“傲其使者,侮其国主”;西夏傲狠用兵,你“更遣使臣,赍诏抚谕”。难道周文王就是这么号令诸侯的吗?都已经到了这种局面,那就不该派出使者、也不该认怂抚谕。如果李谅祚不接受,天朝上国的威信还怎么摆?
但皇帝不听、朝堂不管,内心不自洽就不自洽了。脸皮厚可以无敌。北宋向西夏派出使者、宣谕抚慰。结果不幸被司马光言中了,西夏国主李谅祚拖着不见。
所以,宋夏战火从公元1064年一直烧到公元1067年。这就是第二次宋夏战争。而这场战争,完全是一场无事生非之战。
但是,北宋在仁宗朝并非啥也没干。陕西宋夏边地与河北宋辽边地不一样。这地方一直在准备打仗。范仲淹在主政陕西期间,启用了一批蕃将,即胡人将军。这些人的战斗力一点儿不比西夏差。
公元1066年,李谅祚亲率大军围攻大顺城、柔远寨等地。环庆路经略使蔡挺采取堡垒聚兵、坚壁清野之策。简单说就是靠堡垒和纵深,以逸待劳。同时,蕃人武装和边地禁军,勠力会战,宋军打得有声有色。
谅祚将步骑数万攻围大顺三日,蕃官赵明与官兵合击之。
李谅祚率军猛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西北白马乡),宋军顽强抵抗,战事极为惨烈。同时,宋军在城外挖沟,沟内遍布铁蒺藜,致使西夏人伤亡甚多。见战事胶着,“谅祚银甲毡帽以督战”,西夏国主亲自督战了。
但是,北宋最厉害的暴力工具是强弓劲弩,李谅祚阵前督战等于直接往枪口上撞。澶渊之战,契丹的三军统帅萧挞凛,就是被宋军床子弩射死的。
挺先选强弩八列于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贯,谅祚中流失,遁去。
强攻大顺城失败,李谅祚还中了流箭。于是,西夏转攻柔远寨。柔远寨守将张玉更为彪悍,精选三千敢死之士,玩了一场夜袭。“张玉募胆勇三千人,夜出扰贼营,贼遂惊溃”。
仗打到这种程度,北宋的主和派也就闭嘴了,主战派开始重装出场。
鄜延经略安抚使陆诜言:“朝廷积习姑息,故贼敢狂悖;不稍加诘责,则国威不立。”即止其岁赐银、帛,牒宥州问故。帝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诏诜得宥州报具闻。
接下来,北宋对西夏的战略方针就要彻底转向,从避战安抚到主动进攻。这种转向,完全是李谅祚无法承受的。于是,西夏赶紧求和,声称仗都是边将打的、跟国主李谅祚没关系。不要脸也是能传染的,你北宋不顾内心自洽、西夏也就睁眼说瞎话了。
于是,第二次宋夏战争草草收场,宋夏之间勉强维持了和平。但是,和平却是短暂的。因为宋神宗继位了、王安石变法了。整个北宋将从消极保守转向积极进取,对内要积极、对外也要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