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商建国，周公东征平叛，那时有地图吗？｜毅老读书
不过，从诸多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可知，西周时代的地图蔚为大观，门类繁多。《周礼》《周书》等典籍，对周早期的地图官制、测量、绘制、分类、使用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了一件名为“宜侯夨簋”的西周青铜礼器。从铭文可知，西周早期的武王和成王时期，地图在军事行动中大显身手，出现了《伐商图》和《东或（国）图》等地图。
宜侯夨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器侈口，束颈，四兽首耳，浅腹，圈足较高，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器内底铸铭文12行120余字，铭文大概意思是：
周王（康王）在四月丁未这天阅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又看了《东或（国）图》，（康王）在赐命前进行占卜，后命虞侯夨徙封于宜，康王赏赐夨豈鬯一卣，璋瓒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又赏赐山川土地、人鬲。宜侯夨感念王的恩德，铸造此簋作为纪念虞公父丁的宝器。
以上铭文，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周康王册封宜侯夨的日期、礼仪、流程等情景，以及赏赐鬯、瓒、弓、箭、土地、庶人等礼物和感念周王恩德而铸造此簋的缘由。从这些记录中，透露出有关地图的三点重要信息。
其一，地图在西周早期真实存在，单就军事用图和行政地图而言，就有《伐商图》《东或（国）图》等图。
其二，周王在分封诸侯时，有阅览地图和占卜的仪式，说明地图在周代礼制上的确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阅图是天子举行分封等重大活动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也和《周礼》中将地图列为治国理政倚重工具和文武官制重要职能相呼应。
其三，分封诸侯赏赐的诸物中，既有印信功能或权力象征的酒具、兵器、奴隶，也有田土、山川等自然资源。其中，田亩和山川的划界需要组织实地测量，甚至绘制成地图作为凭证。毕竟，从《周礼》等文献中，土地测量和绘制耕种使用的土地资源地图在西周早期已经使用纯熟了。
当然，此铭文的重点聚焦于《伐商图》。铭文出现有两处疑点，令人费解。
第一，伐商大业是周武王姬发主政时期的丰功伟绩，周康王却是“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这里为何要让周成王和《伐商图》产生联系呢？
第二，“遂省东或（国）图”的“遂”有“于是”“进行”的意思，此处“遂省”含有“接着往下看”或是“又看了”的意思。也就是说，《伐商图》和《东或（国）图》呈递进关系，作为武王的孙子和成王的儿子，周康王先看祖父武王、父亲成王的《伐商图》，后看《东或（国）图》，似乎说明武王和成王时期有着不同的《伐商图》，所以康王看到的《伐商图》并不仅仅是同时代的一幅图？
那么，《伐商图》到底绘制了几次？不是同一幅图吗？宜侯夨簋没有给出答案，但相关的典籍和其他出土文物却有隐藏的信息可供参考。
1976年出土于陕西零口镇名为“利簋”的青铜器，又名“武王征商簋”，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也就是纣王，与之决战于牧野。依据利簋的铭文记载，这场大战甲子日黎明出兵，到乙丑日一天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商纣，接着八天之后的辛未日，武王便论功行赏，庆贺胜利。
从有关的历史典籍中，也可以看到武王这一次讨伐速战速决，攻入商都城朝歌后，还剑挑了自焚而死的帝辛尸身，随后就在弟弟姬旦等人的拥立下成为天子。
显然，武王伐纣，一路冲锋陷阵如若神助，既有天现异象的“天时”，也有兵士们高昂士气的“人和”，更有《伐商图》这样地图工具的“地利”，加之得当的战术战法，方才一举成功。帝辛已死，周朝新立。 此时不过是因为攻陷了商王朝的都城，商王已死，武王取代称王而已，事实上的伐商大业其实远没有结束。
武王为了稳定大局，当时没有连续作战，用武力将商王朝的所有地盘一一讨伐征服。 商都的周边地区，还是商民占绝对主导地位。 因此，武王将商的畿内分为邶、鄘、卫三国，以邶封霍叔处，鄘、卫封胞弟管叔鲜、蔡叔度分别管理，史称“三监”。
不久，武王病故，成王即位，周公辅政，发生了三监叛乱事件。 也就是说，成王时期，在周公姬旦的统帅下，以平复三监叛乱为标志的伐商后半程军事斗争再度进行。 姬旦率军沿武王伐纣路线，再次直取朝歌，击溃武庚所部，攻占管叔、蔡叔治地，杀武庚、诛管叔、放逐蔡叔，贬霍叔为庶人。
随之是真正意义上的东征，也就是继续向东部商王朝的方国部落和东夷部族发兵，进兵东南，采用先弱后强的方针，先攻徐、淮等九夷，经连续作战，攻灭熊、盈族17国，为周朝开疆拓土，历时三年，方班师回朝。
从地图的名称可知，《伐商图》的“伐”就是指讨伐的意思，所以《伐商图》是军事用图。而东征使用的《东或（国）图》，并无讨伐之意，极可能是东部诸侯方国分布的地理区位图。
可见，武王和成王时期都发生过伐商战争，分别是武王发起的讨伐商王帝辛灭国之战和成王时期发起的平叛三监作乱之战。讨伐的对象、时间和战争的性质、规模都大为迥异，使用的地图也区别极大，应是分别绘制于不同时期，绝非同一幅图。
但由于两次作战都是伐商，地图也按照战争的性质，都被命名为《伐商图》，从而造成了后人的疑惑和不解。
可见，武王和成王时期的《伐商图》应该是两个版本，绝非同一张图。故而，周康王看到的，是其祖和其父不同时期不同绘图内容却是同名的《伐商图》。只有如此，才能解释宜侯夨簋铭文中所言“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
【作者简介】 前卫 ： 中国古代 地图文化 研究学者 、作家 、 资深地理记者 、中国 测绘学会 边海地图 工作委员会 委员、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协会 地图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现供职于央媒 。 出版 有 《地图生死劫： 天命王权 》《地图： 谁主沉浮？ 》等 作品。
（本文文字选自前卫.先秦地图二题[J].地理研究（第2辑），2022，P177-183.本文图片来自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详见下文，不再赘列，在此致谢）
《地图研究》集刊是中国测绘学会主管，由中国测绘学会边海地图工作委员会、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联合主办，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刊。以发表地图学理论与方法、地图文化、科技、历史、边海地图和版图教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为主，刊登书评、译稿、综述等介绍国内外最新地图学研究进展的文章。
地图研究第2辑（2022）所刊发的20多篇文章，从地图学理论与方法的创见到地图科研、科普的结晶，从地图文化的探赜到边海地图的辨析，从地图史的探寻到地图出版成果的评介，杂花生树，俊采星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反映出地图学研究正在持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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