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不死袁绍就能击败曹操？不会做官且刚直过度的智囊名士田丰
如果他不死袁绍就能击败曹操？不会做官且刚直过度的智囊名士田丰
本文作者为黄昏深处，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田丰，字元皓，是三国时代袁绍麾下的一名谋士，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且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
尤其是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的笔下，田丰是袁绍帐中最具智慧的谋略家之一，和沮授齐名。不仅在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北方霸主之战”中屡献奇策，为袁绍一统北方四州立下汗马功劳。还在之后的官渡前夕，为袁绍提出了“持久战+袭扰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然而，田丰的正确建议，却并不为主公袁绍所采纳，反而是被袁绍借故下狱，打入大牢……结果，袁绍集团的惨败，果然如田丰所料。而且这时候的田丰，也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被败逃的袁绍下令处死于狱中……
应该说，田丰这个人物，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了“敬重”+“惋惜”的印象。敬的是他谋略过人，料事如神，不愧于“大贤”的称号；惜的是他未遇明主，空有锦囊妙计却不被采纳，最终还反而因此被袁绍所杀害……
也有人评价说，田丰是个典型的“高智商，低情商”。他空有才能谋略，却不懂得为臣之道，不会揣摩君主的心思……所以处处直言，不经意间就将自己置于到袁绍的反对面上，导致为袁绍所疏远，最后还因此获罪。最后在明知自己必死的情况下，他一不逃二不躲，也说明了他的忠心耿耿，宁可慷慨赴死，也绝不事二主……
事实上真是这样吗？应该说，田丰在历史上的真实事迹，和小说中所写的情形大体一致。不过，田丰情商低，不善为臣之道是真，但说他看不透君主心思，不会揣摩君主意思，却未必。客观来说，关于他的死，固然有他自身性格的问题，也有袁绍外宽内忌，刚愎自用等因素所致。
我们还是翻开相关的史料记载，来具体寻探一下田丰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并给他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
首先，在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并没有田丰的独立传记。这似乎与他“河北大贤”的身份有些不符……其实，这是因为《三国志》这本书，主要记载的是魏蜀吴三国的事迹，对于这三大阵营以外人物，往往都比较忽略。
就拿袁绍麾下来说，除了田丰，还有沮授，鞠义，淳于琼（正史上忠勇而并非酒鬼）等这些重量级的人物，都没能在陈寿笔下得到“独立立传”的资格。
所以，我们只能在书中其他人物的传记里，以及结合《先贤行状》，《后汉书》等史料，去寻探田丰这个人物的历史事迹。
在《先贤行状》中，记载了田丰的表字，以及出身籍贯。他是钜鹿（今河北巨鹿一带）人，或是渤海郡人（丰字元皓，钜鹿人，或云勃海人）；自幼天姿聪慧，素有贤孝之名，而且博学多才，在冀州地界很有名望。
不过，据《后汉书》记载，田丰的仕途之路却并不顺利。虽然一开始被太尉府征辟，推荐为茂才，后来还被选为侍御史，得以入朝为官……但是田丰性格倔强强硬，眼见朝中宦官当道，大权独揽，而真正有本事有能力的贤臣，却一再被排挤，甚至被迫害致死……他恼怒于朝廷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于是愤然辞官回乡，在冀州牧韩馥麾下为官。
然而，即便是到了韩馥帐下，田丰也依然不得重用。原因还是在于他的强硬性格，说话做事都过于我行我素，容易得罪人，也令作为上司的韩馥感到十分不满。
（《后汉书》记载：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
看得出，田丰果然不愧于后来荀彧赠与他的，“刚而犯上”四个字的评价。他虽然满腹经纶，才华过人，但是性格却过于“刚直”，凡事过于坚持自己所认同的“原则”。即便在自己的主公面前，他也从来不顾任何场合，丝毫不作任何掩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试想就像是在一家公司里，某个员工虽然业务方面很强，为人也很正派。但是却心直口快，性格倔强，凡事直来直往，说话也毫不客气，就连老板的面子也不给……这样的刺头人物，即便是个人能力再出众，恐怕也很难得到领导的喜欢和器重……
据史料记载，田丰在刚投到袁绍麾下时，还是挺得重用的。不仅被任命为“别驾”要职，而且袁绍一开始也对他非常谦恭。亲自带着丰厚的礼物上门，并言语恭敬得请他出仕，在自己麾下任职。
不仅如此，袁绍还对田丰十分器重，州内大小事宜都与之商量，言听计从。君臣之间俨然一片和谐相处的气氛……（《先贤行状》记载：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以为别驾。）
至于田丰，也没有辜负主公袁绍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不仅是在内政安理等事务上，为袁绍尽心尽力，将冀州的内外政事，都打理地井井有条。就连出兵打仗的时候，他也随时跟随在袁绍身边，作为谋士。
我们知道，袁绍在北方最大的敌人，就是占据幽州的公孙瓒。而公孙瓒集团以骑兵为主，战斗力非常强悍，所以袁绍在与之作战的初期，也经常面临战场不利的境况，甚至数次以身犯险。
而据《三国志》记载，在界桥之战中，有一次公孙瓒的先锋部队包围了袁绍，射来的箭矢如像下雨一般密集。这时候袁绍身边的人，正是田丰，他也同样不顾自己的安危，扶着袁绍躲到一堵矮墙后面，并和袁绍一起沉着指挥，最终击退了公孙瓒军的进攻……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记载：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会麴义来迎，骑乃散退）
看得出，田丰在袁绍身边，确实算得上是心腹人物之一。在他的各方面协助下，袁绍也真的是在和公孙瓒的各场战役中，逐渐反败为胜。最终将其困在易京城内，引火自焚……（《先贤行状》记载：绍后用丰谋，以平公孙瓒）
然而，尽管袁绍集团在北方的一系列作战中节节胜利，尽管田丰也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立功显赫。却依然掩盖不了他和袁绍之间，逐渐产生的矛盾和分歧。这其中，固然有袁绍自身好大喜功、独断专行的原因，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田丰自身性格刚直，口无遮拦等原因所致……
据史料记载，田丰与袁绍最早的分歧，出现在“迎献帝”一事上。袁绍一开始出于自己的想法，没有听从麾下谋士们的建议，出兵去迎汉献帝。导致被曹操抢先一步，把献帝接到了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使得原本声望更盛，实力也更强的袁绍，从此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上的优势，处处在宣传口吻上受制于曹操……
到了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时候，田丰向袁绍献上了计策，建议袁绍出兵突袭许昌，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地盘，还能将皇帝抢到手，从此置于袁氏一族的掌控下，可以占据政治上的先机……
然而，由于此时公孙瓒尚未灭，北方四州也并未完全平定，所以心中另有考虑的袁绍，并没有采纳田丰的建议。当然，史书也并未记载，田丰和袁绍之间，在此事中因为意见的不同，而发生过什么不快……
不过，到了四年之后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是否出兵攻打曹操一事上，田丰就和袁绍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当时刘备借曹操派他率军出征，拦截袁术的机会，巧妙借助董承等人的帮忙，带走了自己的旧部，重返了徐州。而且，刘备一到徐州，就杀死了曹操任命的徐州此时车胄，自立为徐州牧，一下子搞得曹操非常恼火。
在与袁绍主力会战的前夕，发生这种后院起火的事情，曹操当然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主力尽出，攻打徐州的刘备。这样一来，就必然造成大本营许昌的空虚。这时候，田丰又向袁绍献计，建议他趁此机会出兵，南渡黄河，趁曹操首尾不能相顾之时，直捣黄龙，拿下许昌，这样天下大势可一战而定……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袁绍竟以自己小儿子生病，无心远征为由，再次拒绝了田丰所献上的妙计……这时候的田丰，就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只见他在多次劝说袁绍无效之后，就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拐杖狠狠敲击地面，并大声抱怨道：“如此绝妙的出兵机会，却因为小孩子的生病而放弃，可惜啊！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完蛋了！”
（《后汉书》记载：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沛以背曹操。操惧，乃自将征备。田丰说绍曰：“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几，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因孺子之病不伐”的典故。在后世的大多数人眼里，袁绍这是因为家中小事而延误军国大事，错失了出兵攻曹的最佳时机，简直是愚蠢到了极致……
事实上，据史料记载，在曹操发兵徐州的时候，麾下谋士都纷纷谏言，担心被袁绍趁机大兵压进，到时候和刘备纠缠，回援不及，反而会丢了兖州和许昌……这也从侧面证明，此时对于袁绍来说，确实是进攻曹操的好机会，而他却莫名其妙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
不过，此事孰是孰非我们暂且先不论。不管田丰的建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袁氏集团到底出兵还是不出兵，打与不打，最终都还是应该由袁绍来说了算。换句话说，袁绍的身份是主公，自然是拥有最高的决策权。不管他是由于什么原因，而错过这次难得的好机会，到头来该为此负责的人，那自然也是他……
说白了，既然袁绍自己已经作了决定，那么他麾下的臣子，也只能是听命行事。而田丰这时候，又是怎么做的呢？他见袁绍不搭理他的建议，气得是上蹿下跳，暴跳如雷，并大声痛斥袁绍不顾大局，延误军机……
毫无疑问，田丰的所作所为，已经无异于“越界”。袁绍是君，他是臣，提建议是他的事，但决策谋断的人确实袁绍，这是君臣之间的最基本法则。他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大大越过了君臣之间所应有的界限不说，还在众人面前大大损了袁绍的面子。
结果就是，田丰的抱怨和斥责，非但没能改变袁绍的决定，还因此埋下了他和袁绍之间关系破裂的隐患。只是田丰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旧是我行我素，和袁绍针锋相对。最终导致了袁军兵败官渡的结局，也因此而赔上了他自己的性命……
我们再来解读一下，田丰在官渡之战前后的表现，以及他被袁绍下狱处斩的故事。
自从曹操西进，主力到达徐州地界以后，原本看似大张旗鼓的刘备，在曹军的进攻下几乎是一溃千里。不管是他麾下新招的徐州兵，还是东海、昌霸等地，号称数万人马的反曹起义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东海昌霸反，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还是之前收编袁术的部队，都在曹军精锐的面前不堪一击……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刘备就再次丢掉了徐州，而且就连麾下的亲卫部队都被打散，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逃到河北袁绍营中。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
而袁绍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发兵南下，在官渡与曹操对峙……而田丰这时候，又不合时宜地再次和袁绍唱起了反调。他认为曹操既然已经迅速打败了刘备，那对于袁绍来说，就等于是失去了最佳的进攻时机。这时候曹操已经回军官渡，后方也不再空虚，再与之作战，就无异于硬碰硬……
而且曹操虽然兵力实力弱于袁绍一方，但他能谋善段，擅长用兵，变化无常，手底下也有不少能征善战的将领谋士。与其与之正面交战，倒不如玩个“防守反击+侧面袭扰”，这样才能发挥出袁绍一方地大兵多，且粮草充实等优势。
说白了，袁绍已经占据了河北四州，而且地盘稳定，无后顾之忧。而曹操占据的兖州和徐州，处于中原四战之地，北有强敌袁绍，南有刘表孙策，可谓是四面环敌。而且，曹操连年征战，兖州等地长期处于战火袭扰之下，人口流失且农耕不兴，粮草后勤也一直不济……
此等状况下，曹军自然是利于速战，这样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兵精善武，战力卓绝等最大的优势。而袁绍一方，很明显是利于持久战，来个紧守不出，让曹操无处下口，空有强兵勇将却无合适的用武之地……这样只需僵持上一年半载，则曹军必然耗不起这样的拉锯战，迟早会因为粮草和后勤等原因而撤退。
到时候，袁绍再蓄精养锐，挥军直下兖州，利用兵力上的优势，绞杀已经失了锐气的曹军。则天下大势就此一战可定，他曹孟德哪怕是有通天的本事，也回天乏术了……
不仅如此，田丰还建议袁绍将手底下的精兵集中，分成几路由猛将率领，轮番从多个方向袭扰曹操后方。反正到了一地就掠夺一地，能破坏的东西全部破坏，让曹操后方的各种生产活动大受影响，也令其缺粮少草的状况更加恶化。
而且，这样还能令曹操的兵力和战力持续被消耗。曹操派兵救东边，袁绍就从西边袭扰；曹操调兵转向西边，袁绍又回到东边……总之就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遇到曹军的小股部队能吃掉就吃掉，吃不掉就不吃赶紧走……长此以往下去，曹操必然疲于应付，除了投降讲和之外别无他法……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记载：初，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脩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於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於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只是，袁绍这一次不但没有采纳田丰的谏言，反而是以“扰乱军心”之名，将他治罪下狱。接着就发布檄文，率领主力大举南下，与曹操大军硬碰硬去了……
尽管史书并未记载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田丰此次和袁绍的冲突，肯定比上次更加激烈。甚至于田丰此次进言的态度，已经到了不依不饶，非得让袁绍接受，绝不善罢甘休的地步……结果，不但未能说动袁绍，反而惹得后者大怒，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记载：绍不从。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
就此，我们大致能对田丰这个人物，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脸谱。他是个绝顶聪明，才能出众，但是又刚直过余，坚持过度的人。他这样的人，几乎是天生就带着三分傲骨，从来只会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会屈从于他人。
所以，田丰一开始入朝为官，不容于朝廷；后来回到冀州，效力于韩馥麾下，也不容于上司和同僚；再到后来在袁绍麾下，田丰虽然一开始很得重用，和袁绍相处和谐。但后来还是不免因为自己的刚直性格和直言不讳，而被袁绍所妒恨。
不仅如此，据部分史料记载，在袁绍兵败官渡的时候，逄纪郭图等同僚，也借机陷害田丰。他们向袁绍进谗言说，田丰在狱中听闻了官渡的大败，不但拍手大笑，还大骂主公当初不听他的话，所以导致了今日之败……
尽管，这些出自于《先贤行状》等史料的记录，可信度有待商榷。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性格刚直到了如此地步，说话做事如此直率的刺头人物，和同僚处不好关系，也是正常的。这恐怕也是导致他后来悲剧的原因之一……
要说田丰是完全不谙世事，不通政治，不会揣摩君王的内心，这倒也未必。毕竟，他就连袁绍在兵败之后，要杀他于狱中这件事情，都能预料得到。这说明他对袁绍的心思，还是比较了解的。
然而，即便是知道君王心中的所想，但田丰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刚直”，这恐怕就只能解释为“性格使然”了……他这样不顾君臣之间的层级，动不动越界进言，而且直言不讳，大扫君王面子的做法，自然是并不明智。可以说，在“为臣之道”上，田丰还是相当缺乏的。
是的，在中国儒家体系的“人治”文化下，做臣子的人，永远是要学会去考虑“君臣相处之道”的。光有才能、有本事不行，还要善于揣摩君主心思，读懂君主的意会。知道什么时候，对君王说什么样的话，才能够为君王所接受，并不会损害君臣之间的关系。
看看以政治水平而见长的诸葛亮，在夷陵之战前夕，明知道刘备兴兵伐吴的举措是错误的。但既然知道刘备是决心已定，就并不过多出言相劝，反而是托病不出。完美避过了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和刘备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再看看同为刘备幕僚的简雍，见刘备执法过严，哪怕是百姓家里搜出了制酒的器具，也要以“私自酿酒”的罪行论处。他并不直言相争，反而是在某次闲聊的时候，举出“有工具、则行淫”这种侧打旁敲的例子。用幽默的方式起到了劝诫的效果，也令刘备听懂了言外之意，哈哈大笑免去了百姓的罪责。
所以说，所谓的君臣相处之道，并非是让人学会去巴结谄媚。而是教会臣子如何去与君王共处，尤其是在双方意见有分歧的时候，学会如何去处理分歧，并同时保持一个团队的团结和和谐，才能凝聚出最强的战斗力……
而像田丰这样，不懂得顾及君王的颜面，自以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正确的），就刚直进言，不顾君臣之身份。甚至于死缠烂打，口无遮拦，到头来于人于己，又有何好处呢？
当然，这一切和袁绍这位主公，也脱不了干系。袁绍在历史上留下的评价“外宽内忌，刚愎自用”，也不是浪得虚名。他这样的君主，在心胸和气度上是差了一截的。至少，比不上曹操和刘备这种一流的优秀君主。
尤其是在击败公孙瓒，一统北方四州之后，袁绍的心态在胜利的刺激下，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改变。他开始变得飘飘然，不再满足于自己一方诸侯的身份，而是打算要称王尊侯，甚至开国称帝了。
所以，袁绍在这个时候，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声望和权威。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就是有人在这时来触犯他的权威。而田丰却还是像以往一样直言不讳，刚直犯上，无疑就会触犯到袁绍的“逆鳞”，令后者大发雷霆了……
相比之下，刘备的麾下，之后也出现过这样刺头的人物。像庞统，蒋琬这些荆州名仕，在刚加入他的队伍的时候，都是在任上无所事事，以消极怠工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想快速升官的想法。
而刘备在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才华和能力之后，非但没有怪罪他们，反而是对他们大加提拔，知人善任。后来庞统帮刘备拿下西川，居功至伟；蒋琬也成为了蜀汉的重臣，在北伐中原的时候坐镇后方，更是在诸葛亮去世以后继任了丞相之位，主持蜀汉大局……
至于在曹操的麾下，也有像程昱这种生性刚戾，与人多有不和，也动不动会出言相逆的人。而曹操对程昱非但容之用之，还对其对其赐待益厚。后来程昱不仅立功颇多，还成为曹魏的开国元勋之一，死后还得以从祀于曹操的庙庭……
这就是在“容人之量”上，袁绍和曹操刘备二人的差距。这也是导致他虽然看似强大，最终却败于曹操之手，最后郁郁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田丰之死。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田丰的“愚忠”表现，既然袁绍之前不听他的劝告，导致了官渡惨败，而今大势已去。而且他也看透了袁绍退兵后，必将杀他的心思。为什么他不趁机赶紧逃跑，另投他主？而是甘愿留下来，慷慨赴死，难道就仅仅只为了，成全自己“忠臣不事二主”的最后英名？
其实，田丰并没有这么高尚。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之前作为冀州的名仕，在决定投效袁绍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的整个身家性命，包括自己身后的家族利益，都压在了袁氏集团的身上。
而且按照袁绍的“驭下”方针，对于手底下所有掌握实权的人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其家人族人，以此作为人质，以及防止其反叛的筹码。所以，田丰不可能不顾家人宗族的性命，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只身逃跑。
更何况，袁绍虽然官渡兵败，但尚未到一泻千里的地步。至少在后方大本营的河北地界，还算尚且稳定。而田丰，就是被作为犯人关在后方的监狱里，狱卒众多且看守森严。他不会穿墙之术，就算真心想逃，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最后田丰选择了“慷慨赴死”，这点和之前吕布麾下的陈宫一样，都是明知必死，与其想办法逃生，还不如大度一点，舍得项上头颅，保全身外之事。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自己的亲族和家人……
顺便，这样还能在后人的评价里，留下一个“忠贞不二+视死如归”的好印象。在历史上留下一座，属于自己的丰碑……
PS：其实像田丰这样性格刚直的人，在历朝历代都有。这类人一般都才华横溢，才能过人，但是他们的刚直和坚持的程度，也往往更加过人。所以到头来，这些不懂得“外柔内刚”的人，一般也得不到什么太好的下场（唐代的直谏名臣魏征，死后都被李世民毁了墓碑）。
个人觉得，“过度”过度二字本来就是贬义词，所以他们这种刚直和坚持，既然到了“过度”的地步，那就难免成为刺头，得罪人多，而且影响君臣之间的关系，甚至被君王视作眼中钉……
毕竟，所谓伴君如伴虎。在君王手底下做事，连必要的君臣关系都处理不好，甚至因此而丢掉自己的身家性命……又何谈对君王的辅佐，并发挥自己的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