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初有太皇太后及三杨等名臣辅政，为什么会出现太监王振乱政
王振，北直隶蔚州人（今河北蔚县），曾经在家乡读过书，并由儒士升为儒学教官。后因罪当流放，恰逢当时朝廷下令“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趁机净身进宫以避罪。曾任内书堂讲官，教习过宫内小太监读书，后来又被派去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之后升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至正统时，王振逐渐开始专擅朝政，作威作福。其专权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明英宗年幼，太监王振一直近身侍奉，感情深厚，更见亲信。
明英宗于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生，至其即位时，仅有十岁。而王振宣德时即已进入宫中，先是担任内书堂的教官，后来就一直侍奉英宗读书。从英宗七岁的时候，王振就已经朝夕侍奉其左右了。此时的英宗尚为东宫太子，王振担任东宫局郎。王振既负责帮助英宗温习东宫讲官所教功课，又负责他的日常起居。既是家教，又是保姆。平常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大臣甚至太后的时间都要长。一般英宗有什么问题，都会与王振商量。而长时间的这种相处，使得英宗对王振形成了一种依赖。
而宣德皇帝在世时，忙于公务，很少会去陪伴他。至其去世时，英宗也只有九岁，还是一个孩子。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这种父爱的缺失非常的严重，而王振既侍奉其读书，又照顾其起居，既陪他玩，又为其出主意，俨然成了他对父爱的一种寄托。在明英宗的潜意识里，便将王振当成了自己的除亲生父亲之外的另一个父亲。后来王振掌权之后，朝野上下皆称其为“翁父”，这个称呼也是出于英宗皇帝。至于另外一个称呼则为“先生”。两个称呼切实体现了英宗皇帝对王振亦师亦父的感情。这种感情与君臣之情不同，更类似于亲情。因而王振不管是在太子时，还是登基之后，都是英宗皇帝最为信任之人。而王振后来也常以周公辅成王自比其功。
如果王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不高兴，英宗皇帝内心也很难过。比如在奉天、谨身、华盖三殿落成后，皇帝赐百官宴，按朝廷归制，宦官即便在受宠，也不能参与其中。英宗皇帝对于王振不能参加宴会很是忐忑和不忍，于是派小太监去看看王振正在干嘛。而此时的王振正在大发其火，对英宗派来的太监说：“周公辅成王，阳天子礼乐。我独不可一坐乎？”太监复命后，“上戚然”，即英宗心里很难受。于是命在东华门中门增设一桌酒席，从便殿迎王振而入。王振还装模作样地问引导太监何故请他来。等他进入殿中，百官匍匐欢迎，王振始悦。
正因为这样，王振有什么请求，英宗皇帝都会准允。包括后来将朱元璋在后宫所立的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给推毁，英宗皇帝都没有什么表示。祖训都没有他们之间的感情重要。后来土木之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而景泰皇帝即位之后，将王振归为乱臣，抄家灭门。等到英宗复辟，又为王振平反，并为其建祠。在所有明代专权太监中，唯有王振所获殊荣最盛。
朱元璋对此情况也曾有所认识，他指出：“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微服，窃权势，以干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阶多矣。”而王振由得英宗宠爱到专权乱政，恰如朱元璋所言。这也应该是王振专权的最主要原因。
2、王振在英宗即位后，即被任命为司礼监太监，而司礼监太监参与政事由来已久，恰为王振专权创造了条件。
司礼监是明代内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在朱元璋时主要负责宫廷礼仪等方面。后来朱元璋废除丞相，朝廷内外事务繁多，皇帝一人无法胜任。于是永乐时便逐渐设立内阁大臣，由翰林院学士充当，参赞机务，而司礼监也在这时逐渐开始参与政务处理。司礼监设掌印太监、秉笔太监、随堂太监。掌印太监负责掌管内外大小宦官，兼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以秉笔太监为主。阁票即是内阁对政务处理的意见。一般是由皇帝阅读之后提出意见，再由秉笔太监朱批。如果皇帝怠政，便直接由秉笔太监自行朱批。这是明代太监之所以能够专权的重要原因。
王振在英宗即位后，便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即便是在太皇太后张氏监国之时，王振也是处理政务的重要环节。甚至有的时候王振会不由太皇太后，直接自行处理政务。甚至有时明目张胆地向三杨询问意见，甚至包括选任阁臣这样的大事。而在太皇太后去世后，英宗亲政，很多事务便直接听从于王振，这也使得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愈来愈大。
司礼监秉笔太监这种职位的设立，一是为皇帝偷懒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二是让太监专权更加容易。人性不可以经常以欲望来试探，而秉笔太监恰恰就是在不停地试探皇帝可以多殆政、太监可以掌多大的权力。这应该是古代政治史上最大的弊政之一。综明朝一代，不管是正德皇帝、万历皇帝还是天启皇帝，他们的怠政都与此有密切关系。而汪直、刘禧、魏忠贤等太监乱政更是直接源于此。
3、王振本身善于钻营，玩弄权术。
王振在民间之时曾经因犯罪要被处罚，而他能得到朝廷下令净身入宫这样的消息，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并且能够进到宫中，从而摆脱了被流放的命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其钻营之术的一个体现。普通读书人很少能接触这样的信息，尤其是在被关押于牢狱之中时，还能做到这些事，更是少之又少。
王振因为曾经为儒生教官，进宫后便被派往内书堂教书。这是永乐时专门设立供宫中太监读书识字的地方。而这些太监又遍布于各个宫中以及皇帝身边，大臣之间都会有因于学校就读而产生的这种师生关系，太监中也必然会有此类关系。以王振的手段，这是其积累宫中人脉最好的进路。后来他被任命为东宫局郎，侍奉太子读书，与他积累下来的这些人脉当有很大关系。
当他被派往东宫后，太子尚是一孩童，略微施加些手段，便会让太子对他产生依赖和信任。明史中即称：“英宗立，振狡黠得帝欢。”
在面对太皇太后以及大臣时，巧用计谋，得到他们的信任。有一次，英宗在与宫中小太监踢球，王振至而止之。第二天，在内阁中，当着三杨等大臣的面，王振跪下请求道：“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使得三杨等大臣齐齐夸赞，太监中竟能有此种忠心之人。每次进入内阁，都表得非常恭谨，立阁外，不敢入。就这样，他得到了众内阁大臣以及太皇太后的信任。他们也更愿意让他参与到政事中来。
而且他对外表现出一副知人善任，仰慕人才的样子，曾多次想要与陈敬宗这样的明臣见面，想要提拔于他。给了众大臣一个很好的形象。
在正统初，太皇太后以及众大臣执政之时，这样的多方谋划，小心翼翼，既为他赢得了声望，也为他争取了更多的权力，更为他培植党羽创造了条件。如在一次阅兵时，他便谎报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骑射第一，将其超擢为都督佥事。
4、太皇太后张氏及三杨等辅政大臣的纵容。
张太后及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在明朝历史上虽然都以贤良称，但是王振后来的专权与他们有莫大关系。
在朱祁镇刚即位的那天，太皇太后曾经将王振召入，对他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朱祁镇及三杨等大臣齐齐跪倒请求赦免其死罪。王振这才免于一死。太皇太后应该还是记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告诫，对一直侍奉皇帝起居的王振有所戒心，对其未来可能会乱政之事也有所防备，所以才会有此事。只是三杨等大臣估计是想要向新皇帝示好，作出了这种遗恨于后世的事。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进士，不可能对历史上的这种宦官专权不了解，也不可能对太祖时期的政策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猜不到太皇太后这样做背后的深意以及留其一命所带来的后果。只能说这些大臣还是有私心。
后来王振越过了比较贤明的金英等司礼监太监，直接担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更是太皇太后和三杨等大臣共同商议的结果。
后来王振每次进入内阁，都表现得小心翼翼，站立阁外，不敢稍越，但是三杨等大臣为了显示对他的宠益，将其让入阁中上座。更是在内阁中表现出一种以其为首的架势。
王振在司礼监之时，许多大事，太皇太后会直接命其偕同三杨等人一起处理。比如英宗刚即位时，太皇太后即命王振与三杨阅兵于朝阳门外，而正是这次活动使得王振有机会提拔私党。而三杨却并未点明阻止，更别说上报了。
正统四年（1439）时，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驿丞是杨溥乡里，而廖谟是杨士奇乡里，一个想要将廖谟处死，一个想要庇护廖谟，两人争执不下，于是便找太皇太后处理。这时王振便趁机对太后言：“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皇太后便听从了他的意见。此后因见其处理事务能秉公无私，便将更多的政务教与他处理。
有时王振处理政事，会出现不与三杨等大臣商量的时候，而且还有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太皇太后才得知此事，而她的处理也只不过是稍加申斥而已。
后来有一次，王振曾向三杨询问谁当入阁，于是他们便顺从地提供了一些大臣的名单。
而上文曾提到的三大殿落成之事发生于正统六年（1441），此时太皇太后、三杨都在，王振自称周公，且需要百官迎谒，也不见他们对其进行处罚或者进谏。
正统七年（1442）时，太皇太后去世，杨荣病卒，但仍有二杨在任，此时王振之专权已经昭然若揭了，但是仍然不见他们有何举措。要么躲在家中不理政务，要么当老好人，唯唯诺诺。
由上可见，王振最终能够专权乱政，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明英宗朱祁镇以及王振本身。他们长期在一起所培养起来的超越君臣的感情以及王振对权术如火纯青地运用，成为其能够专权的根本。可能在明英宗眼中，天下是其家族的产业，让一个亲戚加入其中，并给他更多的权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是私人的无所谓。众文臣甚至后世的史家会从“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来评判其行为，指责他的荒诞和昏庸。而这只是两种不同的角度而已。而司礼监秉笔太监这样的官职的设置，说明明朝皇帝虽对太监有防备，但他们应该还是觉得太监与大臣没啥区别。将权力交由谁，都是一样的。
至于太皇太后张氏及三杨等大臣对于王振专权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包括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任用、后来对王振的恭敬及不断扩大王振的权力，甚至对其专权不理不问。这既是纵容，又是明哲保身，虽为名臣，却也难免不会以私心来任政的态度。而张太皇太后虽有一时的明察，但却始终仍是被王振的行为所迷惑，于宫廷中遥控朝堂终究不能做到真正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