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卫青、霍去病为何落选唐朝的武庙十哲？
然而，周亚夫等人不能入选武庙十哲，并没有什么可意外的。
武庙十哲
760年，唐肃宗尊姜子牙为武成王，太公尚父庙更名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
当时的武庙，主神为姜太公，以张良为副祀。选张良等历代名将十人坐像分坐左右。
左列：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右列：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拜武庙时，举杖指着白起画像说：“白起屠杀降卒，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令人把白起“搬”了出去。
此后，宋人对武庙人选进行了漫长的激烈讨论，并做出了调整。
宋徽宗时，调整确定了下来。
武庙七十二将，进进出出，进行了十余人的调整。
经过调整后，张良以副祀独居一档，其余“十哲”调整如下。
东侧西向：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西侧东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
张良独居一档，不与其余“十哲”并列，有杀降之举的白起，被认为有道德问题的吴起，都被换下，换上了管仲、范蠡、郭子仪。
以后，武庙又进行过一些微调，但武庙十哲的人选基本上确立下来，没有调整过了。
武庙十哲的标准
只看战功，“十哲”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
田穰苴、诸葛亮等人的战功，无论如何也不能位列“前十”。
然而，唐宋统治者立武庙，目的并不是为前代君王作“绩效考核”，而是希望通过祭祀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尚武氛围确立导向。
唐宋统治者将这些列于其中的名将，列为当时武人的楷模，是当时武者的榜样！
因此，选择“十哲”的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导向”为主了。
1、兵法家居前。
经典兵家著作，是后世尚武之人学习的理论体系。
因此，留下经典兵家著作者，自然就一般能地位靠前了。
武庙的主神为姜太公。而张良“得传太公兵法”，“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当时的人视其继承了太公兵法的衣钵，以太公弟子视之。
因此，张良能位列副祀，其实并不是其“兴汉之功”，而是他在文化上与太公兵法的关系。
此外，孙武（《孙子兵法》）、田穰苴（《司马法》）、吴起（《吴子》），都位列“十哲”之列，且都居右（以右为尊）。
其实，如果看战功的话，田穰苴可能连“七十二将”都入不了。不过，其《司马法》的后世都在学，其地位自然崇高了。
2、“政兵家”居前。
“十哲”之中，许多人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将。
比如：张良、管仲、范蠡、诸葛亮等人，他们严格意义上应该是“相”，而不是“将”。
这种以战争为重心的国策制定者，是“庙算”者，地位高于一般的纯军事将领。
这是我国古代强调“庙算”的传统，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遗产！
3、“当代”将领优先。
既然是宣传导向，自然不能只宣传古之名将，也需要树立“当代”楷模。
武庙最初由唐人所立，因此，唐代名将，自然难免有“优先权”。
唐代武庙中，唐代有12人入选“十哲六十四将”，为历代之最。
要知道，尽管唐代国祚很长，但到唐肃宗时，不过140多年的历史！
因此，大唐自己的两位军神：李靖、李勣，自然位列其中。（当然，其实不考虑这个“后门”，二李为“十哲”也没有问题）
4、“道德”因素。
这一点，在唐代时，还没有体现得特别明显。
宋代时，“以文制武”，他们对武将行为是否符合士大夫倡导的“德”十分看中。
白起、吴起被换下，其实是宋代对“德”的导向结果。
看完这四点，西汉三位名将不能位列“十哲”也就自然而然了。
“落选”之因
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都位列“六十四将”之列，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要入选“十哲”，就不可能了。
1、没有留下经典兵法著作。
这就决定了：张良、孙武、吴起、田穰苴、李靖，这几位“兵法家”他们替代不了。
2、纯粹的军事将领。
如此，比起张良、管仲、范蠡、诸葛亮、吴起、乐毅这些“政兵家”来，他们又“低一层次”。
其实，去掉“兵法大家”和“政兵家”，我们会发现：唐代“十哲”，只剩下韩信、李勣两人；宋代“十哲”，只剩下韩信、李勣、郭子仪···
把哪个换下来比较好呢···
3、“位置已满”。
如前所说，唐人立武庙，自然要“优先”本朝人。
汉已有张良、韩信两位大神位列“十哲”，其人数与大唐已经相当（都是两人）。
其他人要再想“入选”，除非确实有明显优势！
然而，无论是连灭薛延陀、高句丽的李勣，还是讨灭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他们功绩不在（至少不明显在）周亚夫等人之下。
所以，其实···周亚夫、卫青、霍去病，虽然都战功卓著，但不能位列“十哲”，都不在意料之外。
总的来说，古代武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古代兵家思想：尊重经典兵学的理论，倡导“庙算”思想。
周亚夫等人虽功勋卓著，但不能位列“十哲”，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当然，不能入选“十哲”，丝毫不影响后世对他们的尊重！
细柳营留下的“周亚夫之风”深刻影响着后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豪情，更是永远激励着一代代的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