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大于实诸葛亮，实大于名曹操，开创奠基的李斯，集大成的张居正
先来撇清几点：第一，封建历史上“相”的作用有多大？《荀子·富国》中这样评价：“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也就是说，在物质匮乏的古人看来，要想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唯有寄希望于两个人物，一个是圣君、一个是贤相。可见贤相的地位有多高、责任有多大。第二，“相”在历朝历代的称呼有所不同，我们既然写的是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那么也就没必要纠结到底是丞相还是宰相还是内阁首辅了。
第三，如果单纯从个人能力角度出发，很多执掌重权的历史名人也坐在“相”的位置上，比如王莽，但其最后撺掇了皇权，在传统文化的角度上就与“贤”字不沾边了；又比如司马懿，虽然他没有直接篡权，但无论是对曹魏皇帝的礼遇还是高平陵之变角度，也不能称之为贤相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列举的这几位，要么是公认的贤良表率，要么是其人虽有争议，但确实做到了上利于君、下利于民的客观事实。好了，说起著名的贤相，你首先会想到谁？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有太多贤相名垂千古，如商末的商容、西周的姜子牙、周公、齐国的管仲、西汉的萧何、三国的诸葛亮以及大唐的“房谋杜断”，真是代有人才出。那么我们来看看，从时间流角度出发，哪一位称得上是封建王朝丞相这一”特殊行业“的”开山祖师“呢？
由于奴隶制社会的三朝记载比较匮乏，且多神话，因此辅佐商纣的商容，我们无从得知其具体施政政策。西周起兵时的姜子牙以及周武王死后的“摄政王”周公，不仅身上的神话传说太多，而且后来都被封了诸侯国国君，由于分封制的原因，这两位身份角色都不太符合后来对于“相”的定位。因此，我认为历史上真正的“相祖”，是齐国国相管仲。（“相祖”一词是我刚刚即兴想到的，只是便于评述之用，喜欢咬文嚼字的可以自动忽略）史书上如果要评价一位丞相做的特别好，往往会说“可比管仲乐毅”，可见在古人看来，一个最好的文官莫过于管仲那样的，最好的武将莫过于乐毅那样的。（当然这里面有时间早的原因，并不是说就没有人比得过他们了。）
管仲作为贤相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内政上，他在主政期间对齐国的行政管理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那个与后世对比，各方面都显得“粗犷”的年代，他造就了当时最为精密的行政系统；用人制度方面，在当时世卿世禄制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他首先提出了政绩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他最早重视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的重农抑商。《国语·齐语》中记载管仲的核心经济观点是：“遂滋民，与无财”，就是滋育百姓，让穷人也能提高收入，在那个贵族时代里重视穷人的死活，已经是开创性的了。无论是禁止贵族掠夺私有财产还是发展盐铁业、货币业，还是在调剂物价等方面的种种内政，无不体现了管子思想的超前性和实用性特点。这一切再加上其军事改革以及外交上的“尊王攘夷”策略，都使得齐国国力迅速攀升，并在齐桓公当朝立竿见影的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直到战国末期，齐国的经济实力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接下来再看萧何，假如评选你心目中最好的丞相的话，萧何肯定得分不低，因为他在大汉建立之前完完全全做到了让主公省心，大汉建立之后又做到了让皇帝放心，这两点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战时的后勤保障工作，萧何已经不是让他怎样他怎样的境界，而是刘邦想的到的，他都能做得到，没想到的也能替主公想到然后做好。《太史公自序》中说到：“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可以说替刘邦挣来了多半的天下人心，好名声他得到了，恶名他也敢于替刘邦背锅，只能说有萧何，是刘邦的福分。
如果说诸葛亮在史实上虽是人才却不是全才的话，在三国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贤良的辅佐者层出不穷。单单一个东吴就出现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接连不断的良相，但由于他们的所有方略始终逃脱不了一个”守“字，因此在格局上显得小了些。而那个时代唯一称得上全才贤相的也许只有曹操。也许把曹操放进贤相行列很多人感觉不合适，但作为贤相的几条基本条件他都做到了。首先曹操虽是一方势力之主，但在法理上他是正统大汉皇帝册封的丞相，朝中官员虽为他效命，但丞相本来就有单独开府的权利；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篡位，有没有篡位之心只能凭后人揣测，起码他做到了谁都拿不出证据的程度；内政上他让整个魏国进入了最符合战乱时代实际情况的生产状态，成为三国中实力最强；用人上更是中国历史上选拔标准改革少有的亮点之一，正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军事上东征西讨胜多败少，外交上审时度势、灵活多变。
贤相一词概括起来无非就是“治世之能臣”，而这一评价就是专门给曹操的，至于后一句“乱世之枭雄”，难道像曹操这样的人，身处乱世不称雄去做“软蛋”不成？正向他自己所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事实上成就了当时的北方、延续了东汉，但人们总是喜欢用盛世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其所作所为，因此唯独没有成就他曹操自己的名声。整个两晋南北朝走马观花一般，虽然有良相出现但不可能给他们长久的施政时间来证明他们的能力，或者说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平定天下、保几世太平的大才。直到大唐盛世的”房谋杜断“，贤相才再一次出现，但讲真的房玄龄、杜如晦的大名有很大一部分是粘了盛世的光，因为只有在盛世一些政策才施行的下去，也只有在盛世作为文官的最高领袖才不用有太多的分心。而大唐的这一盛世又来源于前朝大隋，因此对于这种非开创性的贤相咱们就不多费笔墨了。
宋朝作为封建时期最为富庶的朝代，又是最重视文官的朝代，却很难举出名震天下的贤相大名，而保国安民的忠臣又非常之多，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历史现象了。如果非要找出一两位的话，那应该是寇准和王安石，他俩一个继续深入辽国、乘胜追击、不予议和的建议没被采纳；一个超前改革、刚正不阿、完全只顾国计民生却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被贬官停策，都可谓是生不逢时的不幸者。
说贤相很多人会想到刘基，也就是辅佐朱元璋得天下的刘伯温，但此人更多的特质是谋士，虽然经历跟萧何很像，但明朝建立前既没有能力安定后方，明朝建立后也没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地位，继续实现自己的治国报复。其功绩更多的体现在了具体战事的出谋划策上，就连宏观层面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都是朱升所提出的，因此我认为大明王朝真正担得起贤相二字的唯有——张居正。为了从宏观角度平行看待这些历史贤相，我们不着重用大篇幅分析某一位的改革措施及影响，而是把重点加以提炼和概括。总结起来张居正有三大特点：一，在成为首辅之前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可谓城府极深、手段果决的向上攀升；二，掌权后一手遮天、锐意改革，施行自己的理想和报复，把即将坍塌的明朝大厦又给扶了起来；三，累死在岗位上之后，万历皇帝抄其家产、削其宫秩、夺生前所赐玺书及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
如果单看第二条，那么张居正无疑是大明的擎天白玉住、架海紫金梁。但第一条给张居正贴上了钻营与心机的标签，第三条更是使得张居正成为几百年来的争议人物。其实这一谜团很好解，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大明王朝已经行将就木，烂到了骨子里，在严嵩与徐阶的党争中，如果没有点自保的本事如何自处？如果没有向上爬的能力，又怎么会有机会施行自己的改革？而关于万历皇帝对其态度的180度大转弯，无非就是张居正当权十年，总揽大权是他施政报国的需要，这必定使其与万历皇帝成为对立面，因为任何人独揽大权在皇帝心里都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因此要看张居正，其争议并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在于他的锐意改革。“考成法”让长久污浊的大明官场整顿一新，也得罪了许多人；重用戚继光、加修长城让边关得以安宁；同时在边疆开市互惠，保持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使得以前经常扣关的势力长期不来犯边；“一条鞭法”即是对唐朝“两税法”的一次重大变革和改进，又是康熙“摊丁入亩”政策的基础和蓝本，推动了在我国封建王朝施行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的废除。张居正无疑是继秦李斯之后，近代之前影响最为深远也最为成功的改革家。
至于清朝，那是封建历史上中央集权最为严重的朝代，根本没给除皇帝外一人定策的机会，不提也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涛涛历史长河中，曾不断涌现出许多贤臣良相，他们既为了皇帝也为了百姓，通过自己胸中方略实现了当时王朝的太平盛世或者转危为安。管仲，作为最早的贤相，无疑是这行业的标杆；李斯，虽有恶名，但他奠定了后世丞相的施政基础；萧何，由于其为人平和、业绩极佳，无疑是这一行业的楷模；张居正，虽然生在最后的“文人王朝”，但依然能凭一己之力，给大明续命，是为历代贤相施政的集大成者。当然贤相行业里也还有寇准、王安石这样的生不逢时者；房玄龄这样的恰逢其时者；诸葛亮这样的名大于实者，以及曹操这样的实大于名者。总之，如果这些人心中无智慧、胸中无韬略是做不了贤相的，《汉书》中记载丞相一职是：“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不勤奋也是做不了贤相的。正是这些智慧超群、勤奋克己的人成为了我们心目中镇国家、扶百姓，经略家国的历史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