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经济凋敝、社会混乱促使刘邦转而尊崇儒学并成为祭孔第一人
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汉初大臣又大都来自楚地，且多为屠狗卖缯之辈，他们对儒学没有任何的了解和兴趣，因此，儒生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陆贾是一个有口才的辩士，他本为楚人，一直跟随刘邦征战，他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尚不免受到刘邦的责骂；叔孙通穿着儒生服装相见时，刘邦也感到厌烦，叔孙通只好改变了自己的服装。他本是薛人，但刘邦是楚人，叔孙通便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模样。
刘邦开始时对儒生的态度十分恶劣，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儒生前来见他，他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当便盆；与人谈话，则常常大骂，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形象。
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也就是说他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可是，后来的刘邦却与先前判若两人。据《全汉文》卷一记载，他在《手敕太子》书中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以后，路过鲁地时，他还“以太牢祠孔子”。他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刘邦
刘邦对孔子和儒学由谩骂、蛮横转为敬重、尊崇，主要缘于当时残破现实的逼迫。
汉初，经济极度凋弊，政治混乱，民怨沸腾。历史的曲折多难和巨变，给新兴的汉王朝提出了时代的主题，他们不能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改变当时的残破局面，正视这突如其来的国家学说的空缺。
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他们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
有的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义不施、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他们试图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
而直接引导刘邦态度转变的则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
《汉书·高帝纪》记曰：“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律令、军法、章程都是具体的政治制度，而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述存亡之征”的《新语》，应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建设。
在促成汉初儒学地位的变化方面，人们很推崇陆贾，有人说“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这主要是就他撰著《新语》而言的。史载，陆贾时时称说《诗》、《书》而受到刘邦的责骂后，便向刘邦说明骑在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并写了《新语》十二篇，以说明古今国家的成败原因。
陆贾
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从陆贾的《新语》看，他是一个厚今论者，他也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反对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与保守，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他认为行事应该注重实效，至于是否出于古道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崇尚现实、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颇合汉初君臣的口味，故能深得他们的欢迎。
正因为刘邦等人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欢迎学说的实用性。
叔孙通
因此，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定汉代朝仪，可能对刘邦的刺激会更大一些。当时，仪法混乱，“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为此大为伤神。
而叔孙通提出制定朝仪时，刘邦还不怎么相信，说“可试为之”，并且特意指出不要搞得太复杂，要适合汉初君臣的理解能力。然而，当礼仪施行于朝廷后，刘邦才由衷地感到“为皇帝之贵也”，并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连他的弟子也都做了郎官。
这件事肯定对刘邦转变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南征英布班师回朝过鲁时，到孔庙祭祀孔子，开了历代皇帝亲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