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妖的祖先，可怕的氏族，这才是商衰败之路，别把错都算纣王头上
作妖的祖先
任何朝代的治乱兴衰都有一个周期，不是一蹴而就的。兴是几代帝王不断治理的成果，而衰也是几代乱世积重难返的结果。虽然商王朝是断送在纣王手上的，但这个锅让他独自来背，有点冤。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商朝的衰败之路。
战神夫妇
商朝最后一个中兴之主是高宗武丁。武丁年少时被父亲派到民间去历练，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到了他继位后，就破除贵族的桎梏，大力提拔寒门人才，最著名的就是奴隶宰相傅说。虽然他用对了人，也得到了民众支持，但这一举动还是狠狠刺伤了贵族们的脸面。为了转移内部矛盾，武丁不得不把枪口对准了不太听话的番属小国。所以就落下了一个好战的名声。
武丁不仅自己好战，还娶了一位会打仗的媳妇儿，名叫妇好。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女战神，女将军，也是武丁朝的占卜官，身兼数职的杰出女性代表。妇好经常披挂出征，先后征服了土方、鬼方、羌方这些诸侯国，还率军跟古印欧人干过仗。
这场战争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这个古印欧人不是吃素的。他们发源于乌克兰平原，是有名的游牧民族，是草原上的雄鹰。而且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他们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文明，但是四大文明古国，他们灭了三个。商应该是他们帝国版图上向东扩张的重要一战。
古印欧人有先进的战车、熟练的冶炼技术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而妇好这边，除了战争经验以外，其余的条件都比不上古印欧人。然而，神奇的是，妇好就是凭着一股韧劲，居然把古印欧人赶回了欧洲老家。虽然打赢了仗，但实际上商王朝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毕竟是保卫战，守家在地的，只剩下纯粹地消耗战争经费了。
所以，穷其武丁一朝，虽然战斗力一直爆棚，但密集的战争，而且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对国力的损耗相当大。所以，历史上凡是上一任开疆拓土的帝王，到了选择继位人时，都会选择性情偏温和的，这样可以减少战争，使国力得到恢复，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不过遗憾的是，武丁在选择和培养继承人的上不太成功。
超频改革家帝甲
武丁的儿子辈出了一个有名的改革家——帝甲。帝甲是武丁的三儿子，也是他酷爱的儿子。武丁觉得“此子类我”，曾蒙生废长立幼的想法，后来被大臣劝阻了。但是这个事，还是让帝甲晚了七年才坐上商王宝座。而这七年对他日后的执政方略有很大影响。
武丁死后，帝甲避位效法他老爹到民间去历练，太子祖庚有顺利继位，立帝甲为王嗣。帝甲在民间一待就是七年，看到了商王朝多少年来积累的政治弊端，就萌生了改革的念头。等到他继位以后，也想跟他老爹一样干一番事业。但是仗都让他老爹打完了，于是他就把精力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中。
帝甲都改了什么呢？一共三件事：第一是历法，第二是祀典，第三是考验太卜。这三件事在今天看来无所谓，在当时可都是要伤筋动骨的。
历法会影响农业生产，在农业社会是直接动摇经济基础的；商人重祭祀，但是帝甲改革的祀典过于繁复，一个月里有半个月都在祭祀，剩下的时间在准备祭祀，这样下来，社会秩序被打乱了，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导致上上下下乱作一团；再说考验太卜，商代占卜是职业化的，而且担任占卜的都是高级官员，在朝中既有人脉也有政治影响力，况且神权是非常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已经威胁到王权，实际上帝甲的真实用意是去除神权、强化王权。但是这些人根基深厚，不是说动就能动的；加之他的改革手段过于强硬，社会矛盾一下子被激化了。
更要命的是，这三件大事，件件都伤及国本，而帝甲还把这三件事一起办，能不乱吗？原本他老爹武丁就因为四处征战结了不少外仇，他再急功近利地大搞改革，内忧外患一起来，商王朝的国运急转直下，迅速衰败下去。
玩人偶的商王
好不容易盼着帝甲归西了，没过三代，又出了一个闹腾的主儿。这位商王可是彻头彻尾的昏君，名叫帝武乙。
武乙也是太子爷当惯了，不仅不务正业，精神可能还有问题，心智不成熟。他喜欢玩手办，把土和泥混在一起，做成人形的玩偶，还被封为“天神”。更奇葩的是，他时常跟这些“天福”赌博，而且命令手下人作评判。“天神”输了，他就想尽各种办法侮辱它们。他还喜欢射箭，而且钟爱移动射击。不过他射的靶子很特别，是用皮袋装的血袋。可以想象，一整袋血抛向天空，利箭穿堂而过，漫天飞血多恐怖。帝甲喜欢得不得了，还给它取了个霸气的名字叫“射天”。凭帝甲这一番胡闹，下场可想而知了。
据《史记》记载，有一回他到河边去打猎，被暴雷劈死了，也算是恶有恶报。自此以后的几代商王，也没有什么政治建树，就是守着祖宗的基业，能撑一时是一时，能撑一世是一世。等到帝位传到纣王他老爹帝乙手上时，朝政已经颓废得不成样子。江山风雨飘摇，偏巧帝乙又不是一个政治能力很强的人，所以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了，于是我们的背锅太子就在这种情境下上位了。
不认命的末世王
朝纲颓废、经济萎靡、军队懈怠、诸侯不臣……这种情况下要扭转乾坤无异于亡羊补牢。但是帝乙不认命，他还是想挑选一位能干的儿子继承帝位，就算不能恢复武丁霸业，能守住商汤江山也是好的。
氏族拥戴下继位
商王朝非常讲究继位者的正统。帝乙的王后并非原配，而是在生下一子后，擢升为王后的。启和受虽然都是王后所出，但却嫡庶有别。启是他母亲为妃时所生，所以长而庶；受是母亲封后之后所生，所以小而嫡。除了这个先天优势外，受还才思敏捷、体力过人，可手格猛兽，太史公称其为“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这么好的儿子，谁不喜欢。不仅帝乙喜欢，氏族们也喜欢。受的太子身份就很顺利地定了下来。
帝乙驾崩后，受在氏族的拥戴下继位，号帝辛。至于“纣”这个谥号是周人强加给他的。有商一代，只知帝辛，不知纣王。
年轻的帝辛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政令推行不下去。每发一道指令，总有人站出来反对，说一些忠言逆耳的话。不管这些谏言是对是错，老被臣子驳回来，一来二去，这帝王的威严何在？况且这些人还动不动就抬出先王来，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来教育他。帝辛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整天听一些老俗套的说教，怎么可能不烦。
有人会说，换一批干部不就完了吗？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此时商王朝的核心决策层主要由王族旁支和大氏族首领担任，比如王叔比干、箕子，还有商容等一般老臣（太师闻仲是《封神演义中的人物》）。这是他老爹最得意之作。虽然受是一个成年太子，但商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帝乙怎么舍得让儿子独自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就按自己的意愿给他配了一套豪华班底。内外外交、军事经济，皆不用帝辛费力。换句话说就是——他根本插不上手。一个年轻气盛的帝王被排除在朝政之外，他规划的施政蓝图怎么能实现？所以，他必须弄出点动静来。
强推改革，动了氏族的蛋糕
帝辛打算搞什么动作呢？归根结底，还得换人。但不能大换！朝中大臣去一大半，那朝政就瘫痪了。他琢磨着，“你们这些老贵族、前朝老臣不跟我一心没关系，我就找几个跟我一心的臣子，把你们晾一边去。”
可是怎么找到跟自己一心的臣子呢？帝辛只有提拔新人，而且要从“小臣”集团中找。为什么要从“小臣”集团中找呢？当时没有后世的世家和寒门之说，但其实差不多。各朝各代都有贵族和平民（地主豪强，没有功名爵位在身的人），贵族家的孩子世代为官，即便没有官职，还有荫庇之说；平民家的孩子就不同了，入朝为官都是凭本事考取的，即便是买官，也是家里花了大把银钱疏通来的，所以家族的人脉资源必定不差。
这些人跟贵族们相比，政治背景基本可以忽略了，而且又是帝辛一手提拔起来的，要想在朝廷中立足，就得依附于帝辛，自然也就非常听话了。帝辛让他们往东，他们不敢往西。这样的臣子用着多得劲呀！
史籍记载，帝辛提拔的小臣有飞廉、恶来、费仲、左疆等。这些人中不乏能臣，比如费仲在税收方面比较在行，后来帝辛兴建宫室、大举征伐的后援钱粮，大多都是由他负责筹集的。不过，由于当时没有完备的干部考察体系，即便帝辛亲自面试，也很难从一两次面试中考察出一个人的品行操守，加上这些官员大都来自底层，对上层政治斗争的规则并不了解，也给帝辛的统治生涯埋下了危机。
经过一番人员调整，帝辛另建起一套领导班子，把那些元老权贵们排挤出核心权力圈了。这回终于没有人在他耳边聒噪了。帝辛开始大胆改革，他要把腐朽的商王朝改变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他都干了哪些事呢？
首先是推行法制改革。其实这个出发点没错，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根据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不断改革完善的。但是法律的改革牵连甚广，一条小小的法律就可能改变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商王朝当时也实行了分封制度，只是没有后来周朝那样的大封建。商王把土地和奴隶分给自己的同族兄弟、异姓权贵、功勋新贵。奴隶通常是由战俘和罪人组成，而且是世袭的。如果爹是奴隶，儿子也是奴隶，子子孙孙都是奴隶，除非立有大功，有贵人出面帮你脱籍，否则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得给人当奴隶。奴隶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连经济自由也没有，所有劳动所得是归土地主所有。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商王把土地分封出去了，土地的管理权就落到了土地主手里，一年能打多少粮食，能上交多少岁币，还不是土地主说了算，他们在账目上动点手脚，那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了。所以，商王朝真正的有钱人不是商王，而是这些裂土为王的土地主们。这些人就是商王这棵大树上的蛀虫，疯狂地啃噬这棵行将轰塌的老树。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帝辛要打仗没钱，要搞工程没钱，要给臣子们发点补助，还是没钱！帝辛就琢磨，钱没有，人总有吧？事实是，除了那个专出大力水手的戏班子，没有一支听他指挥的军队，连奴隶都招不上来。这一下可把帝辛给惹毛了。
“小臣”集团的官吏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改变惩罚罪人的方式，命内、外服各族脱离族组织的人口，一律归商王管辖。“服”可以理解为商王分封出去的土地，外服是指臣服于商王的诸侯。这样一来，商王手里就有了自己的兵马，而且是合理合法的。但是这些“小臣”忽略了一点，奴隶的总数是相对恒定的，商王这儿的人多了，土地主们手下的人就少了。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势力的此消彼长，贵族的权势眼见就被削弱了，还能忍吗？肯定得跟新上来的这些“小臣”集团斗争啊。这些人在朝中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又是王族勋贵，有封地有兵马，不是几个小臣所能撼动的。当然，这也是他们跟帝辛争夺权力的资本。可帝辛毕竟是一国之君，不要脸面的吗？于是，王权和族权两派就开撕了。
商王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机构就是占卜官。早在帝甲时期就曾推行过周祭制度，以分化占卜官的权力。而占卜官的背后是老贵族的支持，他们利用占卜奴役民众，借以控制民众，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由于族权过大，帝辛也打起了周祭制度的主意。于是，在小臣们的鼎力协助下，商王朝在全国各地施行了如火如荼的周祭制度，固定和缩小致祭神灵的范围，以此疏远旧贵族，弱化占卜官的权利。
如果这一招提前几代推行，或许还奏效；到了帝辛这一代时，商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了，老百姓连粥都喝不上了，还整天想着搞祭祀，不事生产，国家经济一下子就垮掉了。这个政策属实地坚壁清野，贵族们没钱进账了，商王也好不到哪儿去。国家税赋太少，拿什么来养兵，没有兵马怎么实现帝辛开疆拓土的伟大蓝图？这就逼得帝辛加紧了税赋改革，费仲和恶来这些小臣的才能终于找到了施展的舞台。但光靠调整税赋，钱来得太慢，于是帝辛就把眼光放到了东夷。
征讨东夷，开辟新版图
商朝时候的东夷主要指今天的中东部地区，面积比较大，大致涵盖了冀州东南、山东、江苏北部一带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物产比较丰富，百姓生活富足。其实自帝甲之后，不朝商的诸侯比比皆是，也不单单在东夷一带。帝辛看中的是东夷诸部的口袋儿，可收的岁贡比较多，可以快速解决国库空虚的窘境；还有一点是这些小国好打，比西北的土方、羌方好对付多了。
为此，帝辛任命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专门负责征讨各地不臣服的诸侯小国。其实这三公很少出战，真正带兵打仗的，除了有名的商朝将领外，就是帝辛本人了。——黄飞虎是《封神演义》中的虚构人物。帝辛除了孔武有力以外，还喜欢骑射，能手格猛兽，《封神演义》中还写了他扶梁换柱的轶事。说明他比较好动，东征的很多战争其实都是他亲自指挥的。
你想啊，王师再弱，也是中央军，人数、战术，装备辎重都是小国所不能比的。帝辛率领着这样一支队伍，那还不所向披靡，就剩下实力碾压了。所以说，他在打东夷的几十年中，基本上也没真正遇上强敌。
打仗跟下棋差不多，一直下顺风棋不是一件好事。打仗也如此。越打越顺，有时候容易让人迷失，误以为自己天下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旦陷入自我感觉良好中，这个主将就危险了。这个时候有人偷袭，打你一个措手不及，一转眼儿你就失去了战局的优势。
帝辛越打越顺手，在东夷打下来的地盘也越来越大，渐渐地就把政治重心和军队都转移到东夷，中原一带就留给那些旧贵族自娱自乐。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诸侯——西伯。此时商周交恶已深，身边大臣一再规劝，但是帝辛自以为王牌之师在手，根本不把西伯之军放在眼里，结果历史给了他狠狠的教训。西伯军自西进攻，一路过关斩将，打过了居庸关，直逼朝歌。帝辛的大军都在东部驻扎，等他醒过闷来，再调军回师拱卫都城，已经错过了最佳战机。商军士气溃散，只剩下一路败北。接下来的一幕就是帝辛鹿台自焚殉国，商王朝五百多年的基业就此终结，天下真的改弦更张了。
商王朝真正的终结者
虽说商王朝是在帝辛手上断送的，而周武王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导致商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是一个，积重难返自然是不必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斗。这个内斗并非“祸起萧墙”，而是王权和族权的缠斗，进而导致了激进式改革。
武丁留下的政治隐患开始，帝甲急于求成的激进式改革就上场了。可惜，他失败后，后人没有继续坚持，被族权俘获，安于享乐，才出了那位玩人偶的帝武乙。到了末世王帝辛时，虽然也有励精图治之心，但还是犯了步子迈得太大、用人不当得错误，虽然也有短暂的兴盛，但对于一位老人来说，昙花一现无异于回光返照。
王权和族权本身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早期建国，族权是王权最大的依托，没有这些老贵族的支持，商汤不可能反抗夏王朝；没有这些老贵族的支持，累卵中的商王朝不可能一点点发展壮大。但到了后期，当放权与王权盘根错节长在一起，王权被无形中分化了，这是哪个帝王也不能接受的，所以收回王权是历代商王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从帝甲开始，一代又一代艰苦努力，一代又一代输得彻彻底底；最后到了帝辛手里，当他把最后一根炭扔进火堆时，火球飞爆，直接把商王朝送去归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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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