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周灭商的庸国，春秋时期与楚国缠斗100多年，最后从十堰跑路了
湖北西北部，十堰市，竹溪、竹山、房县，以及神农架一带，西周和春秋初期都属于庸国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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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国，夏王朝时就已经存在的上古部落大国。
庸国，是响应周武王号召反商联盟的主力成员，是参与西周反商的八大牧誓诸侯国之一，排在首位，排在后面的诸侯国大部分是庸国的附庸国或者附属国。
庸国国力强盛的时候，领土范围一度包含：以现今湖北十堰市的竹山县为中心，北临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抵武当，庸国的都城大约在湖北竹山县西南一带。
周武王灭了商分封天下诸侯，庸国的爵位为侯国，是周王朝版图范围内西南片区的方伯之国，方伯是区域内诸侯国的诸侯长，有时可以代天子行政令。
当然西周王朝对庸国、巴国、荆楚一带的控制力不太强，所以这一片区的诸侯国的领土长期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此消彼长，巴国和庸国也长期是这一区域双雄并立的存在，随着楚国力量的崛起，这一平衡的格局被打破了，楚国一开始更多地挤占了庸国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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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楚若敖到楚武王的三代楚君，一以贯之地在江汉平原上蚕食领土，已经据有江汉平原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楚国采取的也是农耕立国的战略，国力日渐强盛而且持续性、增长性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楚武王拿下权国设置为国君直辖的权县后，楚公室的财力也是更加雄厚，楚国在汉东领域的扩张，不可避免地跟庸国产生了地区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利益冲突。
楚若敖爷爷的爷爷赐封给他儿子的夔国，其位置大约在庸国的南面，属于百濮部族势力范围，百濮是一个松散型的部落联盟体，联盟体的联盟长代表濮国以濮国国主的身份与周王室以及周边诸侯国进行邦交、斡旋；
楚若敖赐封给他儿子的斗邑，在庸国的北边，与郧国为邻，斗邑的首任封君公子斗叔马上就与郧国联姻娶了郧国公主为正妻，斗邑的公子斗叔在那一带也很吃得开的；
所以南夔国、北斗邑一南一北，加上楚国本土，从三面形成对庸国夹击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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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武王发起的沈鹿会盟的汉东峰会，正契合了区域稳定发展对话的需要，庸国也需要在峰会上发出话语，甚至寻找新的盟友以便钳制楚国快速扩张的发展势头。
庸国，在鄾国的再上游，水路多个两三天的行程，参加汉东峰会约20天的单程是足够的。
汉东峰会，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场合，由楚武王牵头组织，区域内的大伙儿好多都是初次见面的，喝酒聊天吹牛神侃，当然内里都是在互相摸底窥探虚实，
巴国、濮国、庸国、郧国、绞国、鄾国、贰国、轸国、罗国、申国、邓国、江国，加上主办方楚国、承办方沈国，一共有区域十四家诸侯国的国君出席了汉东峰会，与会国君都很给楚武王面子，响应楚国的倡议，达成了沈鹿会盟。
称呼为会盟，就是与会各方一致发表了联合公报，峰会有了框架性的成果。
十四国中，从地域区分，有两大阵营，汉水西岸和汉水东岸。
汉水西岸的传统大国有巴国和庸国，现在加入了新崛起的楚国，以及重新组合成联盟体的濮国，区域形势相当的微妙；
汉水东岸，与会的诸侯国中，实力较强的是邓国、申国，他们隔江相望，因为数百年间他们习惯了潮水的潮涨潮落，认定了楚国也许还就是冲浪潮头的浪尖，远远的另一股后浪就会随之扑腾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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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一场峰会，是解决不了分歧的，尤其都在一个盘里争夺食物的时候。庸国讨不到楚武王的什么便宜，楚武王当时的楚国国力也难以对庸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双方拉锯你争我夺，一直到楚武王孙子的孙子，楚武王的玄孙楚庄王即位。
跟楚武王即位谋划筹备到第三年灭了权国一样，楚庄王也是即位后的第三年，联合了秦国、巴国组成秦巴楚三国联军行一举灭了庸国，那已经是公元前611年间 的事情了，距汉东峰会还要93年的时间，相当于一个百年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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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国的国力足见一斑。
庸国是一个侯国，周王朝时期，有一个杞国，是公爵国，被灭国的很早，留下了一句世人诟病它的成语“杞人忧天”。这句成语就在春秋后期，看来杞国被春秋的士子诟病得太狠了，才会这么快地出来一句网红式的热搜关键词。
与杞人忧天语义相近的成语“庸人自扰”，它的出现是到了后世唐朝时期。
庸，原生的古义为：行事能变通，谓之庸。那是非常有能耐的意思。
庸，现在的字义为：平常的，不高明的，引申含义为中性的“需要”。
字义180度的变化，是因为庸国前后判若两人、极大反差的变化带来文字含义的变化。
估摸着，庸字词根的原生词意从“关于变通”演变成“非常平常”，大约是到了唐朝前后了。唐朝的读书人更多，更多的读书人就会列卷，于是卷到了春秋的庸国，至少留给了后世某种启发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