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坡之变：从贵族选君制度看元朝的夭折
上下历史五千年，各朝各代多少都有决定其命运的政变，从秦沙丘宫变，至王莽篡位；从魏高平陵之变、北齐乾明政变再到唐玄武门之变、宋陈桥兵变、元南坡之变，无一不是盛世之前酝酿的蓓蕾，或是积重难返的哀歌之前奏。
即便在位仅三年的元英宗不是一位昏聩之主，但是至治三年的南坡之变却是王朝由盛转衰的节点。元朝百年而乱，终其原因，到底与当时元朝的一大弊政——贵族选君脱不开关系。
王朝百年短命，新帝三年而乱
乱臣当道
元英宗少年天子，但于整个至治年间，英宗只是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却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当家作主。把持朝政的其实另有其人，一人是英宗的祖母答己，另一人则是被《元史》评为“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
仁宗驾崩后不足七日，英宗此时尚未继位。答己便迫使英宗罢免原中书右丞相伯答沙，改任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铁木迭儿历经五朝，却只会以权谋私，先后构陷贤臣韩若愚、萧拜住等，用人唯亲。英宗此前曾于群臣之前说过：“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邪”，可见英宗对铁木迭儿的不满。
但因上有太皇太后，为使铁木迭儿放松警惕，英宗先后加封其为上柱国将军、太师，并且下诏禁止官员非议铁木迭儿。
在《元史》的记载中，铁木迭儿“广树朋党，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大搞拉帮结派，甚至由于皇帝没有听从他对贤臣的诬告，而称病家居之时，依旧是“虽家居，其党布列朝中，事必禀于其家”。
不过当时朝中权贵相互勾连，外至蒙古诸王，内至太皇太后无一不在这条官官相护，势高镇主的利益链上，元英宗一时也无法将这颗朽木连根拔起。直到至治二年秋，铁木迭儿与答己相继病逝，元英宗才得以掌握大权。但此时，距离“南坡之变”只剩下不足一年时间。
大举革故鼎新
相比于忽必烈时期有意将国民分为四种人等，英宗选士并不拘泥于蒙古亲贵，而是大规模起用汉人儒臣，发布《振举台纲制》，选贤与能；同时精简政府官员配置，“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
同样与部分蒙古贵族格格不入的是，他延续了其父亲仁宗宽厚爱民的作风，加之萧拜柱上谏：“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英宗深以为然，于是大力改革税法，以缓解百姓徭役赋税的压力。
在整治民生、吏治的同时，元英宗开始对当时弊政的根本——以奸臣铁木迭儿为首的贵族党羽下手。
至治二年十二月，由于铁木迭儿旧党依旧作奸犯科，被萧拜柱上表弹劾其“坐受刘夔冒献田地”，英宗对官员说：“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今有罪，当论如法”，于是下令处死铁木迭儿之子、宣徽院使八思吉思；与此同时，右相萧拜柱奏黜铁木迭儿之子锁南“以通言路”。
至治三年六月，英宗下诏追夺铁木迭儿一切官爵，抄没其家产，其罪公布大下；翌月，又以贪赃罪罢免其子旺丹官职，至此奸相铁木迭儿势力几乎清除，王朝有了蓬勃向上的基础。
奈何三年而乱
后世明宋濂等人评说英宗“过于刑戮，奸党畏诛”，这样的评价不能说错，但也不是完全正确。
他的确对群臣强调“若为不法，则必刑无赦”，南坡之变的策划者铁失也的确是怕被刘燮贪赃之事牵连被诛，但正如《新元史》中所说，这是“帝之失刑，非由于杀戮也”，意为元英宗遭此大难是因为其刑罚还不够狠厉，而不是因为他广于杀戮。
因为这场政变的策划者铁失不仅是铁木迭儿的义子，其妹速哥八剌更是英宗本人的皇后，是故英宗早先追查刘燮案等之时没有将其一并处死，而终成大祸。
铁失及其朋党由于曾于铁木迭儿只手遮天时炙手可热，而后英宗起任萧拜柱，种种新政都在束缚着蒙古贵族的特权，不仅触及了旧党的根本利益，更是引起了几乎所有权贵的不满，据《元史》记载，当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而买奴指的正是当时右相萧拜柱。
于是八月初二，由于自知在刘燮献田一案中牵涉颇深，见刘夔及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先后伏诛，铁失恐怕地位性命不保，于是买通宫内僧侣喇嘛，试图通过鬼神之说暗示国难当头，希望皇帝大赦天下，但由于萧拜柱劝谏，皇帝并没有对奸党宽大处理。
走投无路的铁失于是动身前往土拉，拜会当时于漠北抚军的甘麻刺长子晋王也孙铁木儿，拉拢其参与政变计划，并允诺若能成功刺杀英宗，自己愿意拥戴铁木儿为新帝。
三日之后，元英宗与拜住在返回大都的途中，率部于南坡店驻营。当日夜间，铁失与因罪被黜的铁木迭儿之子锁南、知枢密院事、大司农等十六人发动政变。铁失控制阿速卫军绞杀萧拜住，而后亲手将英宗于床榻之上杀死。
同年九月，铁失联合诸贵族旧党拥立晋王也孙铁木儿于漠北即位，次年改元泰定，是为泰定帝，史称“南坡之变”。
余波再无宁时
在被元贵族拥立继位之后，继任的泰定帝并没有与其继续同流合污，而是下令处死铁失一党，继续英宗的部分改革，元王朝有了短暂的太平。
但泰定帝在位时间也只有短短五年，于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驾崩。而宰相倒刺沙把持朝政，迟迟不立新君。直至知枢密院事于在元大都再次发动政变，拥立武宗之子图帖睦尔为元文宗，改元天历后，倒刺沙才将泰定帝九岁幼子阿剌吉八拥立为帝。
“天历之变”后，元王朝内一度“国有二主”，而这场闹剧很快发展为元上都泰定帝一系与元大都文宗一脉的“两都之争”，战争历时三月有余，最终文宗一脉摘得帝位。
其后文宗禅让于明宗，皇位于兄弟二人中辗转两次，交于明宗次子宁宗，其中皇帝或年幼，或短命，再无一帝能够改革中兴，而五年后，元末顺帝继位，王朝逐渐走向不可转圜的境地。
贵族选君，势重易乱
1.蒙古旧制，草原本位
从元代帝王谱系中，我们不难看出，由武宗至仁宗，由文宗至明宗皆是兄弟继位，而贵由和蒙哥更是出于成吉思汗四子中不同的两系，完全不同于我国古代“立嫡立长”的先规，甚至比清朝“立贤”更为宽松，甚至不局限于先帝之子。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成吉思汗并没有规定系统的选君体制，而是在建国称汗之后，依旧保留有浓厚的草原本位思想，在选君问题上也延续曾经部落中贵族之间推举立君的方式。
但很显然，疆域广博、人口众多的帝国并不同于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在更大的集权、特权、物质、利益面前，朴素的草原本位思想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下的帝国。
2.帝位难稳，逐利终乱
蒙古帝国的一大特征正是“忽里台大会选君”。道森于《出使蒙古记》中记录着“如果任何人由于骄傲，自行其事，想要当皇帝，而不经过诸王的推选，他就要被处死，决不宽恕”的说法，可见由贵族把持的忽里台大会掌管废立，权力之大。
忽必烈曾有意建立类似中原的“嫡长子”继位制，于长子早夭后，封三子铁穆尔为皇太子。但即便如此，在忽必烈驾崩之后，铁穆尔依旧需要通过“忽里台大会”的确定才能被立为新君。
“忽里台大会”的巨大权利使元王朝的帝位传承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可操纵空间”。早于窝阔台病逝之后，乃马真后临朝改制立贵由为汗、贵由崩逝之后，拔都摒弃窝阔台一脉，另立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一脉的长子蒙哥为汗；后到元成宗驾崩后，其兄之子武宗继位，二人“叔终侄及”；这些几乎不可能存在其他王朝的帝王谱系，却由于“忽里台大会”的极大权力，在元朝一代甚至较为常见。
也正因如此，“黄金血统”的成吉思汗后人都试图从皇位争夺中分一杯羹，而即得皇位者如仁宗一脉，也不愿将其已有权利交于旁支，各大势力之间往往冲突频发，内讧不断。
何况“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帝旧部之间本就难以磨合，蒙古又本身地域辽阔，诸多旁支大多各自守疆，彼此差异极大。而“忽里台”大会的贵族选君制偏偏让臣民无法预料下一任君王是何许人也。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元朝帝王大多数时间都在忙于内讧或防止内讧，于旁支诸王及王公贵族之间斡旋，既无心发展建设，也无心关怀民生。于元后期，吏治越发黑暗混乱，百姓不堪其苦，终于大举起义，北上攻破元都。
总结
元朝入主中原98年，其中末帝三十年。而在忽必烈至元顺帝间六十余年，先后换代十帝，帝位混乱三十年，这是其他各朝都并不曾出现的。
究其原因，游牧民族草原本位制的贵族选君不可谓不是一大要害。它给了贵族过大的权利，而蒙古起于马背之上，诸多贵族不习汉学，也没有其自身的思想内涵和胸怀抱负，唯利是图，不顾黎民苍生。
所以当贤君在世，大力改革以图国泰民安时，因为触及旧贵族的利益，贤君能臣作为“异端”却往往英年早逝。过无贤君，没有天下人的君王，只有贵族的供给者，这样的王朝不逾百年也实属情有可原。
参考资料：
《英宗实录》
《元典章》
《元史·英宗本纪》
《续资治通鉴》，【清】毕沅
《元史类编》，【清】邵远平
《元史新编》，【清】魏源撰写。
《元书》，【清】曾廉撰写。
《蒙兀儿史记》，屠寄
《新元史·英宗本纪》，（民国官修正史）
《论元代的太子参政问题》
《元中期“南坡之变”的历史原因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