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如何监督封疆大吏？康熙、雍正父子用了一个好办法
清朝接受了这个教训，严禁太监干政，而是采取了奏折制度来了解下情。明代的奏章只有奏本和题本，没有奏折。奏本和题本手续繁杂，要经过通政司和内阁再送达皇帝手里，既不快捷又容易泄密。
“奏章”和“奏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奏折”最早出现于顺治朝，“折”即折叠的意思，可以舒展叠合，十分方便。“密折”一词始于康熙朝，是一种机密文书，可以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看，简单迅速保密性强，它是康熙加强皇权的一种有效手段，更利于皇帝了解情况。显然，密折制度要比特务制度高明许多。
康熙朝，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都被赋予了密折上奏权，一次，康熙帝在李煦的奏折上批示道：“朕体安，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托人打听，尔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康熙在曹寅的奏折曾如此批示道：“朕体安善，尔不必来，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非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奏折作为一种特权，起初仅限于少数内务府包衣、旗下奴才和亲信官员，他们与皇帝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职务一般较低，便于监视地方官员的行动。当时各省督抚都没有密折上奏权，若遇紧急事务，可经过有权上奏折的官员代传，如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是由曹寅和李煦代为呈进的，康熙晚年后，地方督抚才获得这一特权。
雍正即位后，将密折制度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使得地方大员普遍获得了权力。不过，这并不意味这官员就能如实上报，为此雍正扩大密折官员的人数，将这一特权授予道员、知府、同知、副将一级的官员，据统计，当时可以上奏折的人数有一千多人。
这样一来，使得很多事情不好隐瞒，也不敢隐瞒。比如某件政务，知府上奏了而巡抚没有上奏，这就是渎职。更不会出现歪曲事实的上奏情况，所以雍正帝能及时准确地了解事实真相。但也有坏处，如此多的密折全部汇集到雍正一人之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
密折制度的广泛运用，是雍正集权的主要方式，使得下对上也可以形成监督权力。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之间的监督权是皇帝给予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奉旨监督，奉旨打小报告。在这封建时代，无疑是一个进步的举措，
不过，为了这种监督权能够良性的发展，不至于出现恶意诬告的情况。雍正帝同时又严重警告那些拥有密折权的中级官员。一次，他批示福建布政使黄叔琬的奏折说：“你等两司之职，向来不能直接上奏，现在特许你等密折奏达，但切勿借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礼。你但勉力秉公，实心效力，朕自能洞见也。”
雍正一向十分自信，自认可以洞察一切。以前是上级监督下级，现在下级也可以监督上级，使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也稍加畏惧，不是畏惧本人，而是畏惧下级的密折上奏，这也有效地杜绝了地方督抚专擅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