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元

在曾国藩的最后六年，他内心也纠结了六年，他曾经成功过，甚至成功到可以政变的地步，却又壮士断腕，明哲保身；他曾经退却过，甚至退却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却又宦海涅，备受重用；他从未放弃过为国家奋斗的真诚，却在最后与“爱国”无缘。

纠结两江：吏治无希望

1866年，被撤掉剿捻钦差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到晚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已经腐败不堪，各地官场黑幕重重。曾国藩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政治现实，他到任两江之后，全面改组了两江各级领导班子，各个位置都换成了自己觉得是“能做事，不爱钱”的湘系亲信。

曾国藩自己心里明白，湘军子弟之所以豁出性命跟着他干，并不是因为什么坚定的信仰，只是图个不参加科举考试也能进入公务员队伍，找个乌纱帽铁饭碗。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不出现大变动的前提下，纵使清廉的官员到了那个位置上，也要跟着大家贪污腐败，否则就难以在官场上生存，这是潜规则。

但是，如果腐败到行政体系已经难以正常运作的时候，就需要抓一个“表示表示”。可是大家都腐败，抓谁不抓谁就成了一门学问。曾国藩请教他的幕僚赵烈文，赵烈文表示要抓就抓丁日昌，因为丁是个腐败“先进典型”。

但曾国藩想动手的时候，发现已经力不从心，因为丁和李鸿章走得非常近，李又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丁日昌一边贪污，却又把李鸿章每月所需军粮办得妥贴，曾国藩已经被官场拖入到另一种纠结当中，这么明显的一个贪官，一旦反了他的腐败，势必影响剿捻战事，如果不反他的腐败，又如何去整治别人？曾国藩在两江的反腐大业终究还是被政治体制紧紧地捆住，不动则已，一动全盘棋子将一起陷入混乱，那就只好让他一直腐败下去。

曾国藩虽不贪钱，却也接受下属的“进贡”，之后把这些钱集合起来给自己建了个小金库，用小金库的钱公款吃喝、迎来送往，又接着给自己的领导“上贡”，却从不把小金库里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他是官场潜规则的遵从者，自己却又游离在“清官淘汰定律”之外。

纠结天津：骂声中离去

1868年，中央突然下达旨令，任命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掌握了京畿重地的安全与防务，一般这个职务都要交给朝廷极度信任的人。

1870年6月，由于天津地区发生疫病，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这时，有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数百名愤怒的百姓先后打死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及其随从，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甫、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等4座基督教堂，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7月2日，曾国藩在保定署衙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曾国藩已进入60岁，在这一年，他的肝病日益严重，右眼已经完全失明，身体每况愈下。

罗伯特.赫德（左一）与清廷官员合影照

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曾国藩1870年7月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接着释放了案件嫌疑人，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

曾国藩按照法国人的要求搜捕参加反洋教的民众，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于是接着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

曾国藩在天津一系列的动作，让参与斡旋的英国人、大清海关总办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曾国藩办洋务出身，深知国家积弱多年，目前无任何资格跟列强叫板，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个卖国贼的骂名，而保全国家的利益。事后，他在给慈禧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午后突感脚发麻，曾纪泽赶紧扶他入书房，端坐三刻后逝世。在自己因为天津教案郁郁而终之前，处理的最后公务竟是派遣中国学生去遭国人痛恨的地方——留学。在人生最后的六年，曾国藩内心也纠结了六年，一个不喝酒、不抽烟、不玩女人的人曾经成功过，甚至成功到可以政变的地步，却又壮士断腕，明哲保身；他曾经退却过，甚至退却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却又宦海涅槃，备受重用；他从没有放弃过为国家奋斗的真诚，却在最后与“爱国”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