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唐朝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如何成为最早的体制照妖镜？
国家制度优劣之争，在人类文明探索进程中是必然存在的，毕竟，只有不断鹅王择乳，才能最终达成全人类幸福的目标，因而，国家制度的评判标准，也就成为了学界研究的课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学界已经诞生出了许多相关理论。
然而，制度问题不同于一般科学问题，它的优劣只能被定性于国家灭亡后，谈论没灭亡国家的制度好坏，往往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因此，从古代寻找制度评价标准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学界在对盛唐进行研究时，发现唐朝有一个独特的灭亡原因，那就是失败的公务员考核制度。
唐朝考课制度，古人对优秀国家制度的探索
《贞观政要》：“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这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过的一段话，意思是官员不能随便任命，须量才使用，不可冗余。房玄龄听罢深以为然，在提出文武官员六百四十编制的基础上，针对官员的考课制度应运而生。
“考”即考察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员在任期内的具体表现，“课”则指依照唐律进行督课，“考课”即依照唐朝律例，对各级官员进行绩效考察，并在考察结束之后，依照考课结果对每个官员进行奖励或惩处。考课制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国古人对优秀国家制度的一种探索，其目的是为了精简官僚制度。
考虑到唐朝广阔的国土面积，庞大的官僚规模，为了保障考课制度能够完美运行，且最终能达到挑选优秀官员，罢黜劣迹官员的目的，唐朝统治阶级分别从“专设机构”、“评判标准”、“考课程序”三个主要层面出发，最终设计出了一整套复杂又庞大的考课制度。
首先，为了贯彻考课制度实施，唐朝专设了考课机构。吏部在“吏部司”、“司动司”、“司封司”之后又增添第四司“考功司”，《大唐六典》记载“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说的就是考功司的职责，从“凡”字可见，考功司是负责唐朝考课的主要机构，没有之一。
不过也有例外，据唐《考课令》记载“京官三品已上,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奏裁,亲王及五大都督府亦同”，可知，考功司内部负责考课的官员，只能对四品以下的地方官员进行考课，而三品以上的京城官员、五大都督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考课不受吏部评判，他们的考课由皇帝亲自负责，这也被称之为“内考”。
而即便四品以下的官员，由考功司负责，也只是笼统的说法，毕竟考功司内一般只常设六名职事官，包括考功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都事一人和主事三人，哪怕再加上流外官，也无法应对全国官员的考课。因此，实际上考功司在整个考课体系中只起到制定政策的作用，具体的考课内容，都由各级地方长官负责，考功司只负责接收最终的考课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级的权责分明。
考课制度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实行，虽然评判标准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调整，但总的来看可以分为道德和功绩两个权重。道德上设置了德、慎、公、勤四个类别，功绩上则分得更多，有二十七个分类，史称“二十七最”，“最”指的是最佳业绩，其评判内容相当庞大与复杂。
《考课令》规定，考课的结果根据四个道德评分和二十七最进行排列组合，不同的组合可以获得从“上上”到“下下”的九个不同评价，最终，朝廷可以根据官员上司在考簿上的评价对官员作出升迁、留任或者罢黜等决定。
为了加速考课制度的实施，唐朝统一了考课工具，要求全国各级官员在考课过程中都使用相同的考簿、考碟。考簿是记载着官员们功过的政绩文书，而考碟是考簿提交到吏部考功司之后，由考功司出具的一份标有考课等级的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要想获取这份文件，官员们还得先交一份“考钱”，以弥补朝廷在考课制度实行中的财政开销。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层面外，唐朝考课制度还有许多额外的细节，例如审定程序、复议程序等等，从这些细节上，不难看出统治者想要唐朝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心愿，但最终的结果，确依旧不尽人意。
考课制度预示着唐朝灭亡
考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精简官僚体系，延长统治者的统治，然而刚实行没多久就令人相当失望，考课制度不仅没有发挥预想中的作用，官僚制度反而越来越冗杂。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统治者局限的认知、儒家思想的侵蚀以及考课制度本身存在的不合理设计这三点。
统治者局限的认知指的是唐太宗之后的一系列帝王胡乱提拔官员，特别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唐高宗时期有个叫李义府的人，《新唐书》评价他“貌柔恭，与人言，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于心，凡忤逆者，皆中伤之”，说的是此人阴险狡诈，嫉妒记仇，然而，偏偏这样一个无德无才之人，却被唐高宗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最后又被升为宰相。
武则天时期，朝廷用人更加随心所欲。岑仲勉在《隋唐史》一书中说，“武后任事率性，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武则天在位时期便任命了七十三个宰相，任命宰相都如此，其他职级的官员显然更加随意。如此随意的提拔，上行下效之下，加快了官僚体系冗余的速度，导致考课制度无法达到精简官僚体系的目的，最终财政崩溃。
除了统治者无知以外，儒家思想的侵蚀，也使得考课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不能准确的对官员政绩进行评价。考课制度的概念并不是唐朝时期才出现的，早在战国时期，人们便建立了一种“上计”制度来评价官员政绩，此种制度建立在法家学说的基础上，即君主制定驾驭群臣的“术”，“术”则作为官员行为规范的“法”，虽然说君主的“术”不一定正确，官员们经常无所适从，但对于官员而言，至少能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标准。
然而在儒家思想的侵蚀下，法家“术”的部分被“教化”思想所取代，具体表现为，考课标准中插入了四个道德评价，即德、慎、公、勤，这就致使在实际考课案例中，总是出现道德权重比政绩权重高的情况，因为儒家中的道德，要求的就是对统治者绝对服从，只要对统治者表现得绝对服从，政绩差点也没关系，再加上道德只能主观推测，因此考课失去了准确评价官员的能力，也就成了一种摆设。
最后，考课制度本身也有极大的不合理性，没有考虑到官官相护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负责考课制度的考功司，只负责进行政策制定和最终结果的统计，真正给官员们进行考课的，一般都是官员的直接上司，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情社会中，有几个上司会给自己的属下穿小鞋，因此，长期的实行下来，人们发现，全国官员的考课评价大多都是中中或者中上，这样的统计，没有任何价值。
考课制度作为唐朝官僚体系的管理制度，它的失败，也预示着唐朝国家制度注定失败，随着官僚系统越来越冗杂，财政越来越紧缺，朝廷不得不施行两税法，甚至与民争利垄断盐业，但这些手段都治标不治本，唐朝最终走向灭亡。
唐朝官僚体系“爆雷”对后世之启示
首先，公务员的考核权不能交给公务员本身。就像运动场上，运动员不能一边参赛一边做裁判一样，如果把对公务员的考核权力交给公务员，哪怕短期有效，长期来看一定会滋生出“人情交易”，最终得到的考核结果一定是虚假的，而这种虚假的考核结果又会进一步促进公务员犯错，毕竟哪怕犯错也不会有人来考核，最终导致公务员贪污腐败，国家管理混乱，社会风气肮脏。
其次，考核时间不能固定。此种思想，自古有之，《尚书》有云“三载考课，三考默险”，说的就是考核时间不能固定。唐朝的考课是固定死了的，每年一次岁课，每三年一次定课，有了规章可循，官员们只要在每年考课之前疏通关系，便能得到不错的评价，这样的考课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应当定性的同时定量。唐朝时期的考课制度实际上已经体现出了定性加定量的精神，但它的定性和定量的方向错了。对于一个硕大的国家而言，不同职级、不同地区的公务员，干的工作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给所有的公务员都只划分为四个定性，即德、慎、公、勤，显然不合理，而“二十七最”显然也无法囊括所有公务员的工作标准，因此，最合理的评价方式是，先定性，将同一工作内容的公务员划分到一起，再定量，按照公务员的绩效打分。
最后，公务员考核的惩奖应当以奖励为主要内容。唐朝考课制度在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官员们纷纷发现，只要干事就有可能出错，出错就要受罚，而只要不干事，就一定不会出错，年末的考课就一定不会出现低评价内容，于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开始在官场内蔓延，官员们失去了工作积极性，最后的升迁、奖惩也演变成了论资排辈的循环做法，官员们保住了自己的利益（乌纱帽），而老百姓却失去了实干型官员，最终受损失的还是百姓。
结语
唐朝的繁荣，只持续了约莫百年，这在唐朝两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只占了一般不到，究其原因，是因为唐朝统治者设计出来的国家体制并不适合持续发展，而唐朝的灭亡，早就在唐朝考课制度中被揭示出来了。
唐朝考课制度，就如同一面照妖镜，除了能照出唐朝灭亡的命运外，也可以拿到现代来做镜子。每当有人想评价一个国家能否长久时，便可以拿起这面镜子，看看该国家的官僚考核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会不会导致官员冗余，如果是，显然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走向衰落，毕竟官员并不创造财富不是吗？
参考文献：
《考课令》
《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