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变法矢志不渝，规划足够理想，但他终究败给了现实
神宗刚即位，王安石就能立即得到重用，跟王安石十几二十年的蛰伏与构建人脉不无关系。在仁宗朝，王安石曾上书建议变法，但不了了之，英宗在位太短，也不是王安石实行变法的时机。神宗即位前，王安石就积极结交真定韩氏（韩维，韩绛）、东莱吕氏（吕公著）等豪门士族，利用他们在朝中的威望来打通与未来新君赵顼的联系，赵顼还是颍王时就通过韩维了解了王安石。年轻气盛、欲有所作为的赵顼与胸怀壮志、欲一展宏图的王安石在延和殿中对谈，君臣一拍即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变法。
王安石在地方上有那么多执政经验，也为百姓做了这么多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为百姓做更多事就要把更多的钱粮集中在中央，让中央有更大的权力，才有更多能力为百姓排忧解难，造福苍生，铲除奸邪。这个结论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漏洞也非常明显。不过结合另外一个事实就可以理解王安石的思路了。
宋神宗继位时，时年四十六岁的王安石，在宋仁宗时期生活了四十一年。宋仁宗在王安石一岁时继位，十二岁时亲政。可以说，王安石在懂事之后目睹，经历的一切，都是仁宗时代的产物。可以说王安石通过自身经历得出来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缺陷，都是在宋仁宗一手塑造的时代风气这个基础上的。
很明显，宋仁宗时代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小段节点，而对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来说却是一生的经历。宋仁宗的能力在中国历代皇帝里面具备普遍性，而他的性格在中国历史上却并没有普遍性。像宋仁宗一样能力平庸的皇帝很多，而像宋仁宗一样有自知之明，知道抑制自己的欲望没事不折腾的皇帝很少。
王安石的顾虑其实也和宋代换宰相频率高有关，想着自己多做点事把新法推上轨道，那么罢相了也问题不大，很多事做得急切了些。其实新法在早期的很多问题就是在于推行过急，后面官员有了足够的认知和执行经验，就推行的比较好了。新法大部分都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就算南宋时否定新法，也继承了大量的法令。可能最大的变数就在于低估了皇帝从中集权的野心吧，后面神宗搞元丰改制，王安石也没想到神宗的动作这么大。当然，后面徽宗朝的举措就更预料不到了。
长期的地方经验，让王安石以为牧官和牧民一样，自己的主张可以不打折或者打八折地落实到所有辖区，然而宰相说到底是和皇帝大臣打交道的，真的落实到地方小吏手里有五折就不错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的时候甚至故意往反向执行，即便有巡察也很难。所有事情都需要人来操作，好的法令也得有人执行有人配合，不然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