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祥

章宗祥，浙江吴兴人，字仲和。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

基本资料

中文名：章宗祥

外文名：ZhangZongxiang

别名：章仲和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

出生日期：1879年

逝世日期：1962年

毕业院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代表作品：《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个人简历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回国后，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清廷赐进士出身。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

1909年(宣统元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

1910年（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谈判。

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

1914年任司法总长。

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在任期间，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

1918年与日本正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同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下，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6000万日元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继续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

1919年初，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当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所有的消息传到我国时，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

4月中旬，从日本回国，中国在日留学生数百人赶到车站，怒斥其卖国行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将曹、章、陆等免职。

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乡籍，宣告出族，并议决查封其家产。

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

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

1928年后，长期寓居青岛。

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又任电力公司董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上海，直至去世。

个人思想

章宗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对日本情有独钟，他认为：“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于中国，实绰有余裕”(《东京之三年》)，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远渡重洋到什么美国、欧洲去取经。

巴黎和会

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

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多笔借款协定，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因此，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不去庆父，鲁难犹未已也。”(大中华国民《章宗祥》)

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征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征祥系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征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征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4月，章宗祥从日本归国述职。临行前，日本外务省为他饯别，吹捧他“为融和东亚民族起见，极力化解中日两国人士之误会与斗争，以期亲善之实现”(《晨报》1919年4月11日)。而当章宗祥从东京车站启程前往神户时，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场面。他先看到车站上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手持白旗，以为是来送行的，没想到这些留学生却把他拦住，当面斥问他向日本借款之事。章氏“面红耳赤，惭不能答”(《晨报》1919年4月16、22日)。留学生们于是大骂卖国贼，并向他扔旗子和其他杂物，引得许多人驻足观看。章氏受此惊吓，自然闷闷不乐。到天津后他把家属安顿在那里，只身到北京述职。没想到不久发生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章宗祥又饱尝愤怒学生的一顿老拳，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

1919年5月4日下午，驻日公使章宗祥随同交通总长曹汝霖回到了位于东单东堂子胡同的曹宅。章宗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曹汝霖最为相契，这次进京述职就寄居在曹家。不过，章宗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次竟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学生所痛斥的三个卖国贼中最为狼狈的一个。

实际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在大总统为章宗祥专设的宴会上，章宗祥对学生闹事的行为是很不以为意的，以为学生不过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要求改善伙食、多发生活费什么的。但是曹汝霖和章宗祥回住所后不久，就有大队的学生游行队伍呼喊着口号来到了曹宅门前。不久大门被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连忙吩咐仆人引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藏进了箱子间。学生没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章宗祥觉察到火起，急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正好被学生撞个正着。学生们意外地发现原来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也在这里，遂报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章宗祥，送进日华同仁医院。这就是五四时“痛打章宗祥”的一幕。

章宗祥伤势转好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是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他在事后的回忆录《东京之三年》里，还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辩护。

发迹之路

归国之初，章宗祥就受到“自负有伯乐之能”的肃亲王的大力保举，这匹“千里马”很快就被朝廷特赐“进士出身”，从此鸿运高照。到1916年初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组阁的时候，章宗祥已经多次出任司法总长一职，并与曹汝霖等四人组成了段内阁中所谓的“新派”，也成为段祺瑞实行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因他们都是亲日派，时称“东式外交家”。

章宗祥学成归国时，时不时地向曹汝霖密切交往，希望能得到其推荐，后见曹汝霖迟迟没有动静，又托清朝皇室的载振贝勒爷引见，结果也没有多少效果。

章宗祥十分郁闷。这时，他的妻子陈彦安看出了丈夫的难处，马上出来周旋。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邂逅相遇，一见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陈氏善于交际，当即去见贝勒夫人，博得了贝勒夫人的欢心，做了贝勒夫人的干女儿。贝勒夫人便到公公庆亲王奕劻面前活动，调章宗祥进入民政部当差，章宗祥从此发迹。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长，后来改任司法、农商总长。袁世凯筹办帝制，章宗祥也在奔走效劳，后来见帝制无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门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他仍然出任司法总长，随后远赴东洋，继陆宗舆之后，出任驻日公使。他的大使头衔，是段总理委派，所以在章宗祥的心目中，只知有日本国，只知有段总理。

这一次，曹、陆两人奉命借债，当然要和章宗祥同心协力，内外张罗。日本方面也是慷慨得很，只要是曹、陆、章三人出面，无不允诺，而回报的条件自然也丰厚得多。

民国7年6月到9月，中央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分别是：

一、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中华汇业银行经理陆宗舆，向日本所属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借款三千万元，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全境的森林矿产作为抵押。

二、先前，民国6年8月，财政部曾向日本银行团借款一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抵押；随后财政部总长曹汝霖再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仍以盐税余款作为抵押。

三、在修建吉林至延吉南境、图们江至会宁一带的铁路时，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兴业银行及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一千万元。

四、在修建满蒙四条铁路时，中华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朝鲜两家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五、在修建山东济南至直隶顺德、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的铁路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以上各种借款条约，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银行互执一份。约定将来发生疑义时，应按照日文条约进行解释，不适用中文条约。这本来就十分不平等，曹、章、陆三人只管借款到手，不管后来有什么隐患，所以日本人如何说，他便如何依。总括起来，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以参加对德、奥战争，平定南方“叛乱”等各种名目，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段祺瑞等把中国主权成批地卖给了日本，使日本进一步攫取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此外还有许多借款，是向英、美等国借的，回报自然也不低。

1918年3月25日，章宗祥在担任驻日公使身分与日本外相本野一郎，签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东京换文。旨在获取出兵北满、外蒙的口实，并可借援俄之名，占领贝尔加湖以东广地域，作为将来要挟俄国割地并让渡中东铁路的手段；以此作为段祺瑞向日人借巨款。此为由章办理的段与日密约之一。

1918年9月24日，经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交换照会而成《山东问题换文》（日称《山东善后协定》）。即公认为“中日密约”。计有七条。规定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项。对此，章之答复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出卖青岛和山东的权益在所不惜。

1918年9月28日，经章宗祥分别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日本朝鲜银行总裁美浓部俊签署的“满蒙四铁路预备合同”十四条、“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十四条、“参战借款契约”六条。三次计日金2000万元。以借款训练军队，规定雇用日本军教官。高徐铁路，即由高密至徐州之间之铁路。规定发行铁路金币公债，用作建设铁路费用，以铁路一切财产及收入作担保，年息8厘。期为四十年。

1919年4月27日，章宗祥应召返国，中国留日学生龚德伯、刘泗英等数百名齐集东京车站，高呼“打倒卖国贼章宗祥”，并把上面写着“卖国贼”、“矿山铁路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将这些密约被公诸于世。始有“五四”时，章宗祥被爱国学生殴打之事件发生。

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被免职。

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

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

1928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

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

日本投降后，章宗祥迁居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

个人著作

《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