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燮

汪大燮（1859年—1929年），原名尧俞，字伯唐，一字伯棠，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汪大燮自幼聪颖，光绪四年(1878年)应童子试，考中秀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举人。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曾担任外交官员和政府公职，并曾出任国务总理。他可能参与策划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晚年热衷于慈善事业。

基本资料

中文名：汪大燮

别名：尧俞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钱塘

出生日期：1859年

逝世日期：1929年

职业：外交总长、国务总理

代表作品：《英国宪政丛书》，《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

人物经历

汪大燮（1859～1929），字伯棠，祖籍安徽黟县际联镇宏村，出生于杭州。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举人，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后又考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以明敏谨慎著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一面加入联军，入侵北京，另一方面出兵霸占东三省。次年初，沙俄提出要求，妄图独霸东北，并以决裂相恫吓，迫使驻俄公使杨儒签约。汪大燮洞察形势，上书陈述利害，提出不能于和约外别订专约的意见，为清廷所采纳，拒绝了沙俄帝国无理要求。由是以熟悉外情而知名。

1902年任留日学生监督，次年，任外务部左参议。

1905年任驻英公使。

1907年回国，不久与达寿、于式枚等人任考察宪政大臣，出访英、日、德等国。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进书“汪大燮进考査英国宪政编辑各书”（《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

1913年汪大燮回国，任熊希龄内阁的教育总长。汪大燮明言废除“中医”之举：“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废中医之议。在抗议人士不断的请愿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回应：“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事情算是不了了之。

1914年2月辞职后任平政院院长兼参政院副院长。

袁世凯称帝时，愤然退出参政院。

1916年6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为遣日特派大使。7月，任外交总长，时欧美各国对德宣战，促我国参加，议会坚持不可，汪大燮力排众议决定加入，从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1917年11月22日，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同孙宝琦、钱能训合称“三老”。

1918年，徐世昌任大总统，聘请汪大燮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1919年1月，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无理拒绝中国政府要求，决定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北洋政府竟屈于帝国主义势力，密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汪大燮获悉后，立即告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商讨对策。蔡校长于5月3日晚上7时召开学生代表会，揭露政府密令，于是群情愤激，决定于5月4日举行集会游行，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1922年11月，黎元洪大总统特任汪大燮署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签署收回为德国强租和日本强占的胶州湾（包括青岛）。任务完成后，汪大燮辞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任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会长。

1928年，张作霖撤兵出关，汪大燮与王士珍组织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维持北平秩序。

晚年热心教育，创办北京平民大学，任董事长兼校长，并致力于红十字会等慈善事业。编有《英国宪政丛书》、《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

1929年1月5日逝世，终年71岁。

为汪康年、汪贻年的堂兄，研究其言行可参考《汪康年师友书札》、《汪穰卿先生笔记》。

主要成就

汪大燮(1859年～1929年)，字伯唐(或伯棠)，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于浙江世家望族。汪大燮自幼聪颖，光绪四年(1878年)应童子试，考中秀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举人。其后屡次会试不第。

汪大燮命运的转折，在于同乡叶尔恺之举荐。依晚清官场规则，叶尔恺举荐汪大燮给大学士张之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任章京，由此开始涉足外交事务。

1898年4月，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京组织保国会，倡言维新变法。清廷驻日公使裕庚秘密致函总理衙门，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汪大燮获知消息，急忙求救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力言“狱不可兴”。经汪大燮劝告，张荫桓明晓利害，遂“密嘱康、梁诸人弗再张皇”。汪大燮还通过《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汪大燮堂弟)与维新派人士互通声气。

汪大燮不仅趋向维新，而且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也毫不含糊。当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西方列强借机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后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俄国更利用侵占中国东三省之机，胁迫清政府另订专约，要求特殊权利。此时，汪大燮以总理衙门章京身份，拟具说帖，力言“万不能于和约外，别订条约，致启各国效尤之渐”。此说帖经驻俄公使桂春呈奏两宫，成功阻止了俄国的图谋。

汪大燮有胆有识，深为张荫桓等赏识。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汪大燮升任外务部员外郎。1902年，外务部奏设日本留学生总监督，派汪大燮充任。

经过在日本的外交历练，1905年汪大燮被委任为驻英公使，独当一面，处理与中国关系最重要的中英交涉事宜。1907年汪大燮回国，出任外务部右侍郎。恰在此时，苏杭甬借款筑路一事发生，汪大燮奉命与英国驻华公使谈判。汪大燮为防流弊，特提议四条：一是借款150万英镑，不以路权作押，而以国家其他权益作抵押；二是出售债票由中国自行购回；三是材料由我自办，英人不得干预路权；四是聘请英国工程师一人，受我总办节制。约款尚未议定，社会上已是人声鼎沸。

早在1905年，留居上海的浙江名士汤寿潜，便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并于同年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清政府在社会各界压力下，被迫允诺沪杭铁路由商民自筑，并授汤寿潜为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1907年清政府却改变态度，决定向英人借款筑路。汪大燮不明就里，奉命谈判条约合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汤寿潜指斥汪大燮“卖国”，一时汪大燮成为受众人指责的人物。汪大燮显然是代人受过而遭人非议。主持外务部的权臣奕劻深知汪大燮善治公牍，熟悉政事，且谈判苏杭甬借款筑路合同一事，是奉命行事，于是改派汪大燮到英国考察宪政以避风头。

1908年，清政府任命回国的汪大燮为仓场侍郎，不久调充邮传部左侍郎。1910年重回外交舞台，出任驻日公使。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汪大燮被改派为外交代表。1913年8月，汪大燮辞去驻日外交代表职务回国。9月，出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次年3月，转任主管行政诉讼、负责纠察行政官吏不法行为的平政院院长。1914年5月，又任立临时立法机构参政院副院长(院长由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后因不赞同袁世凯称帝，挂冠而去。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汪大燮被国务总理段祺瑞任命为交通总长。1917年2月，他代替曹汝霖充任赴日专使，代表北洋政府授予日本大正天皇大勋章。回国后不久，汪大燮反对张勋复辟帝制，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后，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由此登上了外交舞台的顶峰。

1917年2月，中国政府准备对德、奥绝交、宣战，但却因此事引发政争，直到8月14日，中国政府才宣布对德、奥宣战。汪大燮与陆征祥等在京的外交派为推动中国参战做过积极努力。当参战实现后，在汪大燮主持下，外交部积极与协约国集团谈判参战条件，尤其是直接与代管德、奥在华利益的荷兰驻华使馆交涉，维护中国利益。对德、奥宣战，为中国参与后来的巴黎和会打下了基础。

1917年11月22日，内阁总理段祺瑞因“武力统一”失败而辞职，汪大燮以外交总长身份代理国务总理。但同月30日，他辞去两职，暂时脱离了北京官场。

一战结束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处理战败国和世界和平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受邀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鉴于代行外交总长职权的外交次长陈篆资历浅、声望低，难以应付外交大局。总统徐世昌便于1918年12月中旬设立外交委员会，请汪大燮出山就任委员长，“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实际上，它是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最高机构。汪大燮还积极倡议组织了民间机构——国民外交协会(即国际联盟同志会)，以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

汪大燮虽贵为总统府外交决策核心人物，却不能左右整个局面。政府内的亲日派时时掣肘，处处为难。汪大燮曾与熊希龄在外交委员会提出和会五大外交纲领，其中第一条“破除势力范围”，列有第三项“铁路统一问题”，本意借此将铁路管理权统一收归国有，以打破帝国主义势力范围。1919年1月6日，此案在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汪当即亲将提案送交徐世昌，并由国务院电致巴黎中国代表团。不料，这一成议却由于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反对，竟被搁置。后虽有所松动，但已面目全非。汪大燮气愤异常，提出辞呈。经徐世昌一再挽留勉强留下来。

中国社会对于巴黎和会寄予厚望，但事实上巴黎和会是一次赤裸裸的分赃会议。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交由日本继承，并写入和约。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逼入签字与否的死胡同。面对困境，汪大燮主张拒签和约，但总理钱能训密电陆征祥签字。汪大燮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活动。

回到家中的汪大燮，忧国之情未能释怀。他深知以己之力，无法挽回颓局，只有晓之于众，才有出路。1919年5月3日夜，他将外交失败和政府密令签字的消息告诉挚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于当晚九时就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消息当晚便迅速传遍北京大专院校，激起了师生反帝爱国的巨大浪潮。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等口号，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1921年7月，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目的在于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远东问题，抑制日本在华的扩张势头。8月，汪大燮联合孙宝琦、钱能训、熊希龄、周自齐等，发起组织了民间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并出任理事。不久，又受聘担任外交部顾问，讨论华盛顿会议一切问题。

由于中国代表团策略得当，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了少有的成功，迫使日本与中国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意将山东交还中国。汪大燮也因赞助华盛顿会议有功，于1922年2月再被外交部聘为高等顾问，4月，又出任外交部“华盛顿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积极为完全收回山东权益筹谋划策。

11月29日，总统黎元洪任命他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但是，汪大燮不愿陷入直系内争，任命翌日便通电辞职。后经黎元洪挽留，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胶澳(青岛旧称)协约》协商关键时期，便允诺黎元洪再担任10天国务总理，而于12月4日辞去财政总长一职。12月1日，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换文，5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及了结事项。11日，汪大燮依约辞去国务总理。

1922年12月，汪大燮再次被任命为平政院院长，同时兼任“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1925年段祺瑞出任执政时，任命汪大燮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晚年的汪大燮除担任公职外，更热心于慈善事业。自1920年10月起，他连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直到1924年3月卸任。1926年6月，张作霖死后，奉军撤往关外，为维持北京社会秩序，汪大燮出面担任临时治安维持会副会长。不久，完全脱离政治舞台，并登报谢绝一切团体名义，但却一直担任由其发起创办的北京平民大学董事长(曾任校长)一职。1929年1月汪大燮哮喘病发作，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