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镜元

戴镜元（1919—2008），男，福建省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技侦情报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永定农民暴动，1929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年仅十岁。先后任乡儿童团团长、区儿童团团长、共青团金丰区委书记。

基本资料

中文名：戴镜元

国籍：中国

出生地：福建永定

出生日期：1919

逝世日期：2008.4.3

职业：原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解放军技侦情报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代表作品：《长征回忆》，《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等

人物简介

戴镜元（1919—2008.4.3），福建永定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二局股长、处长、副局长。1939年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获毛泽东题词嘉勉。1948年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兼政委。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所部受中央军委传令嘉奖。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兼区长、总参谋部三部部长。是中共七大、十一大代表、十二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加入共产党

1929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民国20年12月调任共青团龙岩县委书记，翌年春调任共青团连城县委书记。民国22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某局党支部书记。民国25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随李克农(中共代表团团长)、钱之光一起到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进行会谈。同年4月随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与张学良再次举行会谈，仍负责机要工作。两次会谈，为后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某局科长、处长、第一副局长、代局长，某局党总支书记。民国34年春，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某局局长兼政委、某局党委书记。民国38年4月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某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某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某部部长、中共总参三部委员会书记。当选为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著有《长征回忆》《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深切怀念敬爱的良师挚友克农同志》等回忆录。

逝世

总参谋部某部原部长、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戴镜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王刚、刘淇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戴镜元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戴镜元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2008年6月18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与此同时，在戴镜元同志的家乡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也将举行吊唁仪式。

戴镜元是福建省永定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共青团福建省永定、龙岩、连城县委书记，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参谋、股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军委二局副科长、科长、处长、系主任、副局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军委二局代局长、局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后委委员、军委总情报部副部长、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处书记、区长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进军大别山、辽沈、平津、淮海、渡江、进军西南等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任务，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戴镜元同志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无比热爱，数十年来，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军技侦情报事业的发展英勇奋斗，忘我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不朽业绩。

戴镜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技侦情报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

回忆

新华网北京8月5日电(记者黎云)90岁的老红军戴镜元一生传奇：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

在侦听战线战斗了一生的戴镜元，从红军时期就一直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

“我们是带着坛坛罐罐仓促出来的，一路上抬着笨重的充电机。”1934年10月，在中央军委电台做译电员的戴镜元泪别中央苏区。

当时中央军委代号“红星纵队”，电台代号“第四分队”，戴镜元是支部书记。

长征中，电台承担着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任务的重要作用，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特别关爱。

湘江之战，部队损失惨重。“红星纵队”急行军5昼夜，仍然没有摆脱追兵。下午2时多，电台分队到了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村子，戴镜元和战友们利用休息时间架起天线侦听敌情。炊事员却在一边为做饭掉眼泪——部队急行军没有补给，早就断粮了。

谁也没想到，毛主席的管理员提着三只肥大的母鸡，满头大汗地跑来：“主席给你们送鸡来了。”

戴镜元说：“我一听，眼泪马上就哗哗地下来了。”

1935年6月，队伍快到达川西天全地区时，遭到6架敌机的轮番扫射，报务员雷永通的小腿被炸开一个铜钱大小的洞，鲜血直流。

毛主席当时就在不远的地方，马上把自己的担架调了过来给雷永通。长征途中，红军行军作战情况和敌人一天的情报要到晚上才能收集汇总，所以毛主席常常在夜里工作，中央特地为他准备了担架，以便他在行军中可以休息。

“我们哪能要主席的担架，但主席命令我们收下。”戴镜元回忆说，一直到雷永通可以骑牲口了，才把担架送还毛主席。

戴镜元说：“那时候真是苦啊，过草地的第三天晚上，我与几位同事在倾盆大雨中戴着斗笠，把包袱垫块小油布放在膝盖上当桌子，一直侦听到天亮。”

那个夜晚，戴镜元冻得手脚发麻，毛笔也被冻住了。每写一个字他都得把毛笔伸到嘴里呵一口热气，手一哆嗦就捅到嘴上或脸上，弄得满脸乌黑。

“整整7天7夜的草地生活，行军的时候我们跟着走，停下来就架天线工作，完全是靠意志支撑着。”71年后，说起那段历史，戴镜元摆摆手，不愿意多讲。

1933年春，我调到中央军委某局，从此就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等身边工作。当时毛主席正受排挤，已离开军队，在地方做政府工作。福建事变时，我们对蒋介石调兵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哪个部队什么时候从哪里经过都知道。可是李德、博古就是不让打。刘伯承总参谋长看到这么好的时机不让打，还发了脾气。但那是无济于事的，后来，还被贬为五军团参谋长。从这个时候我就想，看来机要工作只是一个工具，没有英明的统帅来使用，恐怕很难发挥作用的。

强渡湘江后的第二天，我们在山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休息，突然看到毛主席的管理员手提三只母鸡，跑得满头是汗，边跑边喊：主席叫我给你们送鸡来了！原来，毛主席知道我们在这里休息，特地叫管理员从后面追上来送鸡。

我们常常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住在一个村子里，一起宿营。我们一位报务员腿部炸伤了，毛主席知道后，马上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报务员一直坐了几个月，直到伤口基本痊愈，可以骑牲口行军时，才把担架送还毛主席。这位报务员叫雷永通，建国后在南京海军政治学院工作。

荣立战功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会议，并扩大了几个军团长参加讨论。

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鼓新场虽是黔北重镇，但先前的情报显示，驻守鼓新场的是黔军的“双枪兵”，远不是红军的对手。

然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

当日23时，会议还在进行，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了起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进攻计划。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红星纵队”渡过金沙江后，在江畔的几个石洞里设立了渡江指挥部。前有大江挡道，后有追兵，唯一的渡江工具是6条勉强可用的木船，正确的情报将决定红军的生死存亡。

“我们与‘瞌睡虫’作斗争，一刻不停地抄收情报，困了就轮换着到江边用冷水洗头。”戴镜元说。

根据电台抄收的情报，毛主席准确地推算出了敌军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中央红军2万多人依靠6条木船，经过9天9夜，从容渡过了金沙江。

1935年5月10日，就在红军渡江后的第二天，国民党部队匆忙赶到，望江兴叹。后来5军团排演了一出话剧《一只破草鞋》，写的是敌人到了金沙江没追上红军，只捡到一只破草鞋的故事。

“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我们都为中央提供了重要情报，毛主席赞誉我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戴镜元说。

安度晚年

跟电波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戴镜元上世纪80年代从总参某部部长的岗位离休，在香山的寓所里安度晚年。他家客厅的桌子上，摆着总参某部送他的离休礼物——一个工艺盘子，上面刻着16个字：“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