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汉元帝刘奭

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怪现象。大多数的君王，特别是亡国之君或者由盛转衰的节点上，这个时候的皇帝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多才多艺但治国不行。李后主、宋徽宗都是如此。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运气没那么差，不是亡国之君。但同样让人惋惜，因为在他手上，西汉王朝正式由全盛转向衰弱。他便是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元帝刘奭。

那么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强大的西汉拖入泥潭的呢?

好音律，多才艺且尊儒术

俗话说的好：“虎父无犬子”。但历史一次次证明虎父多为犬子。在父亲汉宣帝的多年经营下，西汉的国力到达巅峰，本想着自己的儿子继承大业再接再厉。可是知子莫若父，要不是念及自己和许皇后的深情，早把刘奭废了。

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汉书》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唯独不评价刘奭的治国之道，这就很说明问题。

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奭，被冠以“柔仁好儒”的称谓。对于父亲汉宣帝的许多做法都深感不屑。汉宣帝善于用法家刑罚来治国，而刘奭则善于儒道。每次看到父亲用刑罚来惩治下属时，刘奭在旁边经常对父亲说：父亲你对这些人的惩罚太重了，没必要这样，不要动不动用严刑峻法。应该顺应儒道，以德服人。

汉宣帝则回答：大汉有道，两法并用，刑儒结合，才是上策，至于周朝的德政，早就过时了。随后深深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对这位儿子的点评实在过于精准，从结果论看，在汉元帝一朝出现了宦官专政，外戚擅权，为西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儒家思想中，讲求忠孝节义。忠诚被放在了首位。话说汉元帝在太子时候，自己最宠爱的一位妃子司马良娣病重，弥留之际说：我一生只忠于太子，我生病只不过是其他良良娣嫉妒我受到太子宠爱从而诅咒我。话刚说完，司马良娣马上死去。而司马良娣这番话也对汉元帝带来了极大影响。那句“我只忠于太子”在汉元帝看来是他坚持儒术的必然结果。因为自己平日以德服人，所以司马良娣才极为忠诚，从此更加坚定自己往后的执政方针。

软弱无能，赏罚不明

作为皇帝最重要的是恩威并施，对大臣既要赏罚分明又要礼贤下士。过度“威”只能让大臣惧怕而不服气，同理过于“恩”也会让大臣有恃无恐。

我们来看看汉宣帝驾崩后留给汉元帝的三位辅政大臣。儒臣萧望之、史高和周堪。按理说，三位大臣之间需要互相平衡，不可厚此薄彼。但是汉元帝由于本身就是儒学推崇者，故而对同为儒臣的萧望之格外器重，冷落了其他辅臣。

另一位辅臣史高不满，就联合宦官石显对于萧望之的改革主张一律反对。

萧望之立马上柬：

“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汉书》

结果汉元帝对于这些改革放任不管。沉迷于书画音律中。间接导致萧望之因此得罪宦官。被史高联手残害。查明真相后本该对史高等人进行按律严惩，可谁知道汉元帝居然放过了他们，还加以重用。

作为帝国的终极执法者，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任由小人搞党争，迫害忠良，自己却不闻不问。非但不惩罚，反而重用。这样的君王，怎么会治理的好国家?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谈到：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也是这个道理。

信任宦官，放纵社稷

其实宦官干政，不仅仅是明朝，早在汉朝时期就有了。根据史书记载：汉元帝病重时候，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就把国家大事交给石显处理。汉元帝尝到了甜头，自己不需要处理国家大事，交给石显就好。反而乐得轻松，可以玩玩乐器。也正因为此，石显的权势越来越大，到处为非作歹。

“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汉书》

上文中我们说过，萧望之早就上书说过，中书令这个职位不能让宦官执掌。不符合制度也后患无穷。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但是汉元帝还是在弘恭去世后，任命石显作为中书令，还让他处理国家大事。让一个宦官执掌国柄，还没有任何约束他的力量。皇权旁落，国家就会陷入危机。这种皇帝，怎么看都不像明君。

“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资治通鉴》

生动形象，汉元帝好骗而自己难领悟。宦官都掌权了，还不知道去制止，依旧我行我素。正如明明知道要改革，要处理杀害萧望之的人，却迟迟不肯下手，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西汉强盛因汉元帝而终，泱泱大汉吹响亡国丧曲，始作俑者，非汉元帝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