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劝谏成功的两个事例

1.张玄素劝谏唐太宗不要修宫殿，唐太宗开始很生气，但是细想，纳谏了。2.唐太宗打算去泰山封禅，但是魏征反对，并且成功劝止了唐太宗。3.邹忌举了自己的例子劝谏齐威王，告诫他不要听奉承的话。反面：1.明朝杨继盛弹劾当朝奸臣严嵩，但是反而被严嵩陷害，死于牢中。2.商朝比干劝谏商纣不能奢侈，商纣不听，还残暴地杀害了比干。3.西汉晁错劝谏不成功，反而被腰斩春秋（前722-前481），从古巫中又分化出优，优以歌舞、诙谐、作乐、耍杂技等，服侍于帝王左右，娱人而不娱神。优，统称乐人，他们能歌能舞，又能调笑滑稽。擅词令调笑的称俳优；善演奏器乐的称伶优。以服侍国君的特殊条件，优常能在调笑戏谑、隐寓的谈吐中发挥讽谏作用。《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有名的优孟衣冠的故事：楚国宰相孙叔敖为楚国争夺霸权地位，立下过汗马功劳。不想死后家境萧条，儿子的生活都很困难。优孟便穿上孙叔敖的衣服，扮做他的模样去讽谏楚庄王。楚王听后很受感动，反省自己对故旧照顾不周的错误，马上改正，给孙叔敖的儿子封赠田地奴隶。优孟把一个已死的人扮演得维妙维肖，去打动劝说君王。他是在以演戏的方式从政。优孟衣冠后来成为演剧的代称。虽然它算不上是真正的戏剧，但完全是一段扮演人物，且有情节的表演。内中孕含着戏剧的因素，是极其明显的。其谐谑调笑的语言艺术，对后来的戏曲有着深远影响。赵简子坐着船，在江上游玩，不觉慨叹地说：“怎样才能得到一个贤士，陪我一同游玩呢？”摇船的老汉古舟听了，就跪在赵筒子面前对他说：“大王！对于珍珠和玉石，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它们并没有长脚，它们为什么能从很远的地方，到你身边来呢？这是因为你爱好它们的缘故。今天，长着两条腿的贤士，反而一个也不来，大概因为你心里不喜欢贤士的缘故吧？”赵筒子回答说：“我有几千个食客[注]，我把收来的赋税，全供养了他们，怎么能说我不喜欢贤士呢！，，老汉又说：“鸿雁能飞得那么远和那么高，全靠那些长在翅膀上的羽毛。至于那些长在背上和腹下的软毛，即使多了一把，也不见得飞得更高些，更远些。拔了一把，也不见得就飞得近些，低些。今天，你门下那几千个食客中，是不是算得上长在翅膀上的羽毛呢？我看，恐怕只是一些背上、肚下的软毛罢了!”劝谏魏王要建造一座很高的中天台。许多大臣都去劝谏，教他不要建造，魏王却不答应。为了免得麻烦，魏王就下命令说，要是有人再敢劝谏，就要杀了他。许绾得了这个消息，就带了一把铁锹去见魏王说：“听说大王要造中天台，我也愿意尽一把力！”魏王说：“象你这样的（注]当时有势力的大臣，家里都养着许多客人；这些客人，都给主人出力出主意。人，能出什么力呢！”许绾说：“我虽然没有多大的气力，但是，我对于造中天台有个意见：听说，天和地相隔有一万五千里，大王如今要造半天高的台，就得离地七千五百里。这样高的台，台脚就得占八千里的土地；没有这样大的台基，台就没法立得住。不过，现在魏国所有的国土，还不够做台址。大王如果一定要造，就应该先出兵讨伐邻国，把它们的土地占了来。假如再不够，那就只得出兵去攻打远在天边海角的国家。还有，既然要划出八千里土地作为台址，还得再有些土地给造台的工人住，而堆粮食堆木材，也要土地；再说得远些，也还得有更大的土地种上庄稼，出产一些粮食，不断地供给造台的人食用。这样，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动工！”魏王听了许绾这番话，就把造台的事作罢了。明朝的那个撼门事件，太经典了。然后就是吴王夫差杀伍子胥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吴王夫差以为他不会造反了，就要放他。伍子胥建议不要放，可是夫差非要放。后来吴国就被越国灭了。撼门事件不好说，个人能力有限。但是这个事情实在太经典。太神奇的一件事情。直接贴了。撼门事件是发生明朝正德和嘉靖两朝之间因为“议礼”而发生的一场宫廷事件，简单地说，因为正德帝死后无子，于是，他的堂弟朱厚璁被立为皇帝，按照祖制，他必须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孝宗弘治皇帝为子，称弘治皇帝为父亲，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但朱厚璁又是一个孝子，他死活都不肯，坚持称弘治皇帝为皇伯父，并想把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兴献王追封为皇帝，这在明朝显然是违反祖制，于是大臣们就分为两班。一方面以张璁为首支持他这个决定，一方面以杨廷和(杨慎之父)为首坚决反对，称祖制不可改。这一事件前前后后争论了两年多，最终这一事件以支持的一方获胜而告终，这使得明朝的皇权更加集中，对明朝的历史产生很大的影响。下面我粘贴一些该事件的详细内容。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朱厚璁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朱厚璁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佑惟一的儿子朱厚璁过继给孝宗为子而正式成为武宗的弟弟，以继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佑，继承王位。对于这样拔萝卜似地拔来拔去的安排，朱厚璁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朱厚璁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手续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朱厚璁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也许，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来为皇帝讲话。直到七月，事情仍悬而未决。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孝宗的儿子么？认为朱厚璁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宪宗的。而且，张璁说：现在要迎养圣母来京，称皇叔母的话，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番议论，在朱厚璁听来，自是高兴，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因此，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朱厚璁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惩办呢！于是，他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这样，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的；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的。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世宗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朱厚璁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但是，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许初现了朱厚璁专制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朱厚璁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朱厚璁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一月，朱厚璁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意思说，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朱厚璁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政府抗衡。但是，朱厚璁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也许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朱厚璁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参加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璁继嗣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朱厚璁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璁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皇帝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朱厚璁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但是，朱厚璁余怒未息，命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明代士大夫的风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越滑越远。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很丢面子，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日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从王珐的评论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齐景公爱喝酒，连喝七天七夜不停止。大臣弦章上谏说：“君王已经连喝七天七夜了，请您以国事为重，赶快戒酒；否则就请先赐我死了。”另一个大臣晏子后来觐见齐景公，齐景公向他诉苦说：“弦章劝我戒酒，要不然就赐死他；我如果听他的话，以后恐怕就得不到喝酒的乐趣了；不听的话，他又不想活，这可怎么办才好？”晏子听了便说：“弦章遇到您这样宽厚的国君，真是幸运啊！如果遇到夏桀、殷纣王，不是早就没命了吗？”于是齐景公果真戒酒了。启示：吃喝玩乐人人都喜爱，但是应该有所节制，要懂得适可而止。我们自己固然不能逾越分寸，看到别人如此，也应该想办法来劝阻他，不要怕得罪了人就什么都不说了。齐景公知过能改，肯虚心接受他人的劝告，这种宽大的度量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戾的统治者，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等人，垄断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不让平民前往采樵渔猎。大夫芮良夫规谏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知道独占财利，却不懂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谁想独占它就会触怒很多人，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周厉王的暴虐无道终于激起了广大国人的愤慨，国人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人民忍受不了您的命令了！”厉王发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发现了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议论的人少了，可是诸侯也不来朝拜了。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苛，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并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厉王不听劝阻。从此，国人都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大家就一起造反，袭击厉王。厉王逃到彘。南唐后主李煜是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他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词句脍炙人口，无人不知。李煜初即位时，经常与嬖妾、幸臣在一块儿下棋。一次，大理卿（官名）萧俨入宫禀报事情，见李煜正同人下棋，就抓起棋盘掷在地上。后主大怒道：“你与唐代的魏徵谁更高明？”萧俨从容笑道：“我若不是魏徵，陛下您也就不是唐太宗了。”后主默默不语，从此不再下棋了。萧俨为人方正刚直，指斥弊端，议论朝政，从不阿谀奉承。贪官贵戚见到他时，都要整饰衣襟，以免遭到他的指责。武丁是商朝的第23个国王。他善于选拔人才，善于任用人才，所以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众多的名臣，除了傅说以外，还有甘盘、祖己等人。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的郊外，有一片茂盛的森林，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所以，一只野鸡飞到太庙中来鸣叫，这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武丁却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而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武丁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祖己的劝谏。聪明的大臣往往借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野鸡鸣叫和共生树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