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的一天,潘玉良去参观画展,她正欣赏着一幅画,突然传来小报童叫卖声:“号外!号外!日军侵占了中国南京!”她的心紧了一下,头有点眩晕。
这天夜里,她未曾合眼,在痛苦中完成《中国女诗人》的雕塑草坯。
南京沦陷之后,潘玉良和丈夫就失去联系,失去爱人的消息如同失落了灵魂,她异常痛苦,多亏朋友王守义陪伴着她,给她以安慰。
王守义为了更好的照顾她,在纳赛河边向她求婚。潘玉良虽然和潘赞化远隔重洋,但他们的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那么爱她的丈夫,心里怎么可能装得下别的男人呢?
她长叹一声:“你了解我!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是好朋友,我是有家室的人”。
“不!你骗不了我,也骗不了你自己,你二次来巴黎就没有打算回国,你有痛苦,有难言之隐,这些是瞒不了我的。”
潘玉良眼睛红了,眼眶里盈满了泪水,身体轻轻颤抖着,但她硬是把泪逼了回去。
她苦笑着说:“朋友,恕我直言,我是有痛苦,但更多的是宽慰,我和赞化真诚相爱,虽然天各一方,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回到他身边。”
王守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着对玉良说:“姐姐,请原谅我的鲁莽,你永远是我的好姐姐。”
潘玉良,原名张玉良,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贫苦的家庭,1岁时父亲病逝,2岁时姐姐夭亡,8岁时母亲去世。
母亲去世前把她托付给舅舅。14岁时,嗜赌如命的舅舅为了偿还巨额赌债,便狠心地把她卖给了芜湖的怡春院。
在怡春院她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潘赞化,她抓住机会请求潘赞化留下她,她宁愿在他家当个佣人也不愿再也回到怡春院。
潘赞化感叹于潘玉良的纯洁与善良,不顾世俗眼光,为张玉良赎了身,并娶她作了二房。
张玉良感恩潘赞化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婚后改成丈夫的姓,成了潘玉良。
婚后,潘赞化把他们的家安在了上海,并为潘玉良请了先生教她读书识字,潘玉良也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
她的邻居洪野先生是位画家,潘玉良经常从窗户里看洪野先生画画,她也照着画起来。被洪野先生发现之后,就收为学生,免费教她画画。
1918年,张玉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但因为她的出身问题而未被录取,最终校长刘海粟力排众议破格录取了她。
第二学年,班里开了人体素描课,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被接受的,看着讲台前站着的少女模特,男生不好意思,潘玉良也很难为情。她清楚地记得老师对她说:“你风景画得那么好,为什么在人体造型上感觉这么迟钝?”
那天,她去浴室洗洗澡,发现这里是画人体的好机会,于是她沉浸于创作中。但是后来被发现了,还挨了顿打。
干脆,她回到家里,对着镜子画起了自己的人体画。这事迅速轰动了学校,引起了贬褒不一的评论。
校长刘海粟考虑到当时的国情,也爱惜潘玉良的才能,他对潘玉良说:“西画在国内发展很受限,争取去法国深造,这样你才能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潘赞化对玉良留学的事也给予支持,于是潘玉良1921年来到法国巴黎学习。这期间,她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成为同学。在这里,她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
1928年,“呜……”随着一声悠扬的汽笛声,船在吴淤口港靠岸了,潘赞化一步跨进船舱,迎着潘玉良奔了过去,久别重逢,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久久不能分开。
结束了8年的异国他乡的求学,潘玉良满载而归,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她举办了五次画展,轰动了中国画坛。在第五次画展上,《人力壮士》赢得了至高荣誉,但有人在那副画上贴了一张纸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给了潘玉良沉重的一击。
一天,正在授课的潘玉良接到了赞化的电话,潘赞化的原配夫人来了。
她刚进家门,就听到大夫人说:“……家有家规……不要认为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
潘玉良左思右想,她不能难为赞化。于是她大步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下跪。她含着泪屈服了。
到哪里才能摆脱那世俗的无形枷锁呢?她想到了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1937年,她再次来到巴黎。不久,王守义也来到巴黎,找到了潘玉良。他们成为至友。
1964年,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女士来到玉良的家,她代表大使馆来看望张玉良,这时玉良才知道她最亲爱的赞化已于1959年7月去世了。
知道消息时,她面向东方,痛哭不止。丈夫的离去彻底打碎了她的归乡梦。
1974年,病床上的张玉良颤抖地掏出一块怀表、一根项链,交到一直陪伴她的王守义手里,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兄弟,请把这两件东西你带回国,转交给潘家后人……还有我的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国……”
她的声音越来越弱,眼睛无声地闭上了,犹如巴黎的夜空中消失的流星。
纵观潘玉良这一生,虽然出身凄苦,经历坎坷,但无论在何种境况下,她都能坚持自己,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活出灿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