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富弼是怎样的人 历史如何评价名相富弼
富弼(1004年2月13日—1083年)，字彦国，洛阳人，北宋名相。
庆历二年(1042年)出使辽国，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拒绝割地要求;次年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条上所拟河北守御十二策。庆历五年(1045年)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今山东益都)。时河北大水，难民四处流亡。富弼动员救灾，以地为食，募数万饥民为兵。
至和二年(1055年)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后因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又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1068年)入朝，宋神宗赵顼问他如何处理边事，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西夏“日渐壮大”，与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劲敌。富弼利用自己对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熙宁二年，再度复相，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又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拒不执行新政青苗法，声称“新法，臣所不知”。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
元丰六年(1083年)去世，享年八十，临终前上书神宗割地于西夏，已达到修兵息民。谥号“文忠”。
历史如何评价北宋名相富弼
总评
富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弼为政清廉，好善嫉恶，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仁宗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辽国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辽国。在谈判中，他从各方面陈述了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辽兴宗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
历代评价
范仲淹：“王佐才也。”
穆休：“进士不足以尽子才，当以大科名世。”
欧阳修：“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
叶清臣：“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
苏轼：“韩 、范 、富、 欧阳 ，此四人者，人杰也。”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叶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绮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脱脱：“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又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建是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丰而降，弼、彦博相继衰老，憸人无忌，善类沦胥，而宋业衰矣!《书》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岂不信然哉!”
归有光：“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王夫之：“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发视国书，以免吕夷简之陷。则奋不顾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诚非富之所能与。使必相待而相让，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决也，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也。仰质皇天，昭对皇祖，拊省梦魂，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后世，可为则为之，可言则言之已耳。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名为不可独尸，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为社稷臣者岂若是?国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迁桐，莱朱不与;周公破斧，君奭弗闻。富怀不平之心，自愧于君子，而韩公何憾焉?夫韩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
蔡东藩：“①衔命登程竟北行，国家为重死生轻。折冲樽俎谈何易，恃有忠诚慑虏情。”“②以专阃之乏材，而契丹遂乘间索地，地不给而许增岁币，亦犹二五一十之故智耳。外交以武力为后盾，仅恃口舌之争，虽如富郑公者，亦不能尽折虏焰，而下此更不足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