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时期的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永乐三年（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四夷馆下设有朝鲜、日本、安南、暹罗、鞑靼、满加刺、畏兀兀、琉球8个馆。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同时设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臣。

郑和下西洋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交流（详见“郑和下西洋”词条）。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正义原则，恪遵明成祖“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的具体任务。

元首外交

永乐时期，共有4个国家的国王先后7次来访，共有来华使节318次，其中，浡泥国王、苏禄国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国境内，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见过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永乐年间的海外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古代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浡泥，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十月一日，浡泥国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准备棺椁、明器，将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并于墓旁建祠，谥号“恭顺”。

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与该国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一起带领超过三百四十人之使团来到中国朝贡，在回国途中，东王病卒于德州，以王礼葬于德州城北，明成祖赐谥号为“恭定”，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辞归，四月到达福建，干剌义亦敦奔病死在当地，明成祖闻讣后，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赐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命其子继承王位，率众回国。

朝鲜

建文四年（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永乐元年（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宣德四年（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世子以荣誉的称号。

日本

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年），明廷六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七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三天。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帖木儿帝国

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派遣回回满剌哈非思向明朝首贡，明朝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这标志着明、帖朝贡贸易关系正式建立。此后，明、帖朝贡贸易在洪武年间密切发展。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帖木儿势力壮大，野心滋生，遂羁留了明朝派出的傅安使团。从此，帖木儿对明朝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最后发展到兵戎相向的对抗态势。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兵东征，明朝方面也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加强边备力量，导致明、帖关系陷入白炽化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随着傅安等人的归国以及双边的努力，明、帖朝贡贸易得以恢复，并在永乐年间走向繁荣。

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夺取帝国统治权，以赫拉特为中心，明称为哈烈国，其子兀鲁伯驻于撒马尔罕。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使臣往来频繁，贡赐贸易活跃，彼此的友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永乐五年（1407年）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哈里勒、沙哈鲁和兀鲁伯统治期间，帖木儿王朝前往明朝的使团共多达次，不断向明朝贡奉马、驼、玉石及狮子等贡品，明朝则则一一予以丰厚的回赐。这一时期，明朝也多次派傅安、陈诚、阿儿忻台、鲁安、郭敬、李贵等使臣访问中亚撒马尔罕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