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太嫩了！面不够厚心不够黑难成大器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十日凌晨三时，帝国人民多年等待着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朱元璋崩殂。朱允炆登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朱允炆都是帝国最理想的接班人：从外表看，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从天赋看，聪明伶俐，智力过人;从学识看，勤奋好学，熟读经典;再论最重要的品质——品德，朱允炆更是出类拔萃。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殆非虚夸。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太子身上长了个疖子，痛得睡不着觉。太孙侍候在旁，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到这些，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太子去世后，太孙悲痛至极，居丧期间，事事遵古礼，形销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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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非常心疼，劝他道：“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太孙这才吃了一点粥。而在此前，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朱元璋临终前，太孙日夜侍候在侧，衣不解带，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这些事传出去，满朝大臣无不太息感叹。至于说到能力，也没有可挑剔之处。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就命令太孙跟在身边，练习政务，日常奏章由他处理，太孙少年老成，处理结果一般都比较周到。特别是朱元璋处事苛刻，而太孙常济以宽大，群臣无不暗暗高兴，期盼太孙早点接班。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虽然是大丧，表面上一片悲痛，实际上满朝文武内心都松了一口气。老皇帝的残暴终于成为历史，新皇帝圣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乐观。有那么几个人，在满朝太平气象中嗅到了危机的味道。在专制体制中，新帝登基，头等大事是巩固自己的权威，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挑战。现在，开国武臣已经被皇祖杀光，能够对帝位构成威胁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诸叔父亲王。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是相互猜忌。诸王和皇帝之间彼此心怀疑虑，只能用最大的恶意去估量对方。这是由中国式的政治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皇帝怀疑诸王垂涎帝位，而诸王则担心皇帝消灭自己。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本来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意图，然而，却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势。新君是一个书生，可是二十一史熟读之后，对历史上的权谋智略多有领会。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诸王的威胁上。不约而同，新君的心腹谋臣也都想到了这一点。建文帝即位伊始，两位文臣齐泰和黄子澄就秘密上书，建议皇帝削藩。而诸藩之中，最为危险的，显然就是燕王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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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年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自以为懂厚黑之学，通王霸之道，一上台就开始雷厉风行地削藩，其实正说明他没有读懂历史。他即位时，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没有哪个亲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动向他发起挑战。因此，他完全有时间和空间，用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诸王之间的紧张状态化解于无形之中。比如，他可以借鉴汉武帝的推恩令，让诸王的权力越分越小。他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找借口逐步收回诸王的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们一个空头帽子。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动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显违背了朱元璋的遗嘱，在道义上处于被动。

而更致命的错误尚不在此。即使主动削藩不够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诸王一个措手不及，从而一举消灭潜在的危险。而他却又爱惜面子，拖泥带水，举动错乱，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大错。因为他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要讲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诸王中，最大的威胁是燕王。然而燕王平时举动谨慎，没有道德上可指责的地方，拿他开刀名不正言不顺。其他诸王，则平时作恶多端，名声很坏。建文君臣商议多次，决定先拿其他诸王开刀，并且把这个策略命名为“先除枝叶，再除根本”。因此，从即位后第三个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诸王平日里的诸多劣迹，先后削了周、湘、齐、代、岷五王，废去爵位，贬为庶人。并且每削一人，就公布他们的罪状，以安天下。一年之内，就连废了五个亲王，建文帝看上去还真有些魄力。小皇帝又以边防紧张为名，把燕王护卫中的精锐调到塞外驻守。又派了两名亲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务。看起来小皇帝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到，布置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了半天，却没有触动燕王的根本，反而就把自己的意图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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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静观小皇帝的种种表演。百般举动，虽然眼花缭乱，却越发显示出优柔寡断和底气不足。小皇帝越是搞小动作，朱棣就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静制动，让小皇帝越来越尴尬。建文帝的两大谋臣齐泰和黄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齐泰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进士，应天府乡试第一，黄子澄则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的探花。君臣三人经纶满腹，遂自认为通阴阳之道，怀管葛之术，有定国安邦之才略。然而，事实上他们毕竟是一群书生。其实，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并不需要认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后，自有人来擦屁股。“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像他们这样面不够厚心不够黑，绝不是成大器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