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人刘因选择归隐，造成他归隐的原因有哪些？
易代之际，伴随着山河破碎、百姓流离而来的就是文化的灭顶之灾。自女真兴起再到蒙古入侵，北方大地长期处于异族统领之下，传统学术之传受到威胁。
好在金代统治者崇儒重道，以儒术治国，使北宋以来的儒学传统能流传不坠。
而金末乱世，北方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大批的文人或死于战乱或被掳为奴，剩下的一批入元的儒生，带着传承汉文化的责任感，或仕于新朝，或隐居教授。
今天要讲的诗人刘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而他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去探求。从外部环境来看，元朝统治者从开始就呈现出重儒学汉法的积极态势。
但实际上朝廷内部争斗不断，诗人旁观了许多仕元大儒在朝的跌宕命运，又短暂接触了蒙古贵族霸权下的政治现状，最终失望而归。
另一方面，从诗人个人而言，对于个人人格与气节的执着坚守，使其难以融入官场环境，疲于进取之道。
刘因对隐逸的向往并非是于第一次短暂入仕后突然产生的，即对其思想转变的节点不应该限定在辞官这件事上。
他年少时充满济世理想，在后来的岁月中，在苦于仕进无门与眼观现实之残酷中，诗人的这种自信逐渐被消磨，开始产生退却之心，那种不融于世的感觉也就更加强烈，也正因此，在其应召之前的一些作品中已经流露出恬退之意。
但尽管如此，第一次征召来临之时，诗人还是选择迎难而上，进入仕途之后，现实的黑暗远超自己的想象，故知难而退，彻底隐逸。这样的心态转变很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
至元三年，十八岁的刘因跟随父亲从真定回到保定，隐居于满城县枣西庄鸡距泉附近，在他的诗歌中也有“当年静修铭，团茅鸡距阳”“十载鸡泉隐，今朝市阁晴”之句。
可见，诗人在年少时虽有大志但并无进取之门，所以跟随父辈脚步隐居研学。而此时的诗人还尚年少气豪，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展现出博大开阔的气概。
二十一岁时，刘因作《渡江赋》，为元军南下攻宋之举而壮行，赋中直言：“北燕处士慨然壮其事，乃计地势，审攻守，将草渡江策以助之。”
虽然在他年少所作的一些诗歌中可见其对于官场黑暗和政治丑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在“世态尽伥鬼”的认识中年少的诗人饱含着激流勇进的勇气与信心。
也因此，在早期那段隐居生涯中，诗人始终未能放下其政治济世之心，但时间流逝，他并没有得到想要的机会，伴随着对于现实逐渐更为清晰的认知，让他作品中那种豪气逐渐被收起，期待感与轻松感也不再。
至元十五年，刘因已经三十岁，应平章政事、户部尚书何玮之请，于其家开馆教学，在易州呆了三年。通过这一时期所作的一些作品，可以看到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一阶段的诗人，开始在作品中更多表现出想要逃离尘世、彻底隐逸的想法。同年所作的一些诗歌中明显表现出对村居淳朴生活的艳羡。
诗人想要远离人境烦忧而隐居山中，结束了三年的学馆授徒的他怀着轻松的心情踏向了他梦想中的生活。可在后一年，至元十九年，刘因迎来了他的第一次朝廷征召。
而此时的刘因，心态已不复当年，所以对朝廷的征召，一开始他的态度是称疾不就，但朝廷“固辟之”，最终而北上大都，居官不过数旬即归。
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对现实难以忘怀的矛盾纠结开始慢慢放下，也没有再返回朝廷，而是在其诗歌中时时以“山夫”自比，展露出潇洒风流的豪气。
刘因所谓的“退”，并非是因为一己之私而退，更不是进退权术之退，而是无论进退都是以大义为本，要慎重并坚定自己的选择。
所以，刘因坚定选择辞官，在第二次征召来临时也选择拒仕，可见其隐逸之心。
正如一开始所述，刘因并非一开始就立志做隐士，那后来转而追求隐逸，外部环境因素肯定就是一大主要原因。
在刘因第一次入朝之前，元朝内部争斗也已经很明显，而从其作品看来，刘因对这一现实是很了解的，一开始的“以疾辞”也肯定和对这一现实的考量脱不了干系。
蒙古族天生尚利尚才用，为了维持朝廷内部巨大的开销与外部开拓战争的需要，统治者不免倾向于重用财利之臣，元廷的“义利之争”一直明显。
首先就是汉人官员王文统的登台，导致姚枢、窦默和许衡等汉法派儒臣被排挤。这种汉法势力被打压的情况，一直持续。
1259年，李璮之乱爆发，王文统受牵连而死，并没有带来好转，反而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不满与不信任。随后，他启用了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巧言如簧，且擅长财政理财，为政府带来了巨大收入，满足了蒙古贵族的野心。
对于这样混乱黑暗的朝政局势，尽管早年之大志，也不想要为官。也正是这样的现实中刘因开始产生厌世心态。而第一次征辟时应召而起，一方面是难以拒绝，一方面是出于对当时阿合马落马、朝政局势转变的乐观心态。
从而抱着一试之心态入朝，而这次为官的短暂经历，可谓让其更直观感受到朝廷统治层的现状，也更加确定了自身的选择，所以毅然选择了辞官回乡。
而在刘因辞官为母守丧期间，朝政现状又一次恶化。至元二十一年支持汉法的丞相和里霍孙被罢免，而次年太子真金猝死，先前其出仕时仿佛一片乐观的前景成为了泡影。
在朝廷入不敷出，花费巨大的情况下，忽必烈重新起用敛财派，汉法派大受打击。所以，诗人对于整个国家从统治阶层到社会风气都感到失望。
朝廷奢靡而自乐，哪管众生贫苦百态。进而诗人提出希望联合东君的力量一起救民生于苦寒之中，但并未得到回应，于是诗人选择归去，可见，诗人在试图救世的过程中努力过，但并未有好的结果，在沉重的现实中选择了退却。
虽选择潜心著述、授徒教学的生活去继续完成人生志向，但对于诗人来说，未能将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中拯救出来，始终是一种缺憾。
十五岁的刘因在《拟古》诗中抒发远大志向的时候，已经对官场污浊腌臜的状况深有了解，并表示鄙夷，也发出了“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归？”的茫然感叹。
诗人从一开始其实就明白自己难于官场生存的现状，所以他隐逸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归结为他对儒生气节的坚守与官场生存之道产生了巨大冲突。
对隐逸的追求其实是在对外用世思想受挫之后，转而为保全自身气节而积极向内寻求个人修养之道。作为一个理学家，刘因日常特别重视体察万物、慎独静修的自处之道。
要保持内心安定，就要做到自身之不受外物干扰影响。刘因认为重要的有两点，一个要保持自身之气不暴露于外，一个是“与物无竞”保持安静祥和的气质。
要使自己保持平静，做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则外物之来去也如相忘一般，世间纷扰诱惑繁多，一定要自我把持好修身养性之道。
其次是关于士大夫的道德修养问题。正如君子与小人之分不限于刚与柔，有用于世的标准也不限于出处之间，而将是否有为于世的标准和个人修养结合起来，所以刘因特别强调士大夫的道德修养问题。
他指出，古代男女为学，都是以德行教养为基本。为善为德正是人所固有，而士大夫更是要守节守初，谨慎不失。“人之大节一亏，百事涂地。”
他指出古人玩艺术，都是适意玩情，更重视其娱乐性功能。而作画同书及乐舞之类不同，并不会陶冶人的情操提高教养，所以文人一向不屑为之，而若王维之辈借由画艺得以脱罪甚至获得高官显禄的行为更为人所不齿。
文人士大夫要增强道德修养，由己内心之高雅气质来充盈作品之气，切莫以文艺高技而自名，保持大节大义、坚守忠诚，才是文人应有的气节。
可以说，正是这样对于士大夫严格的自我约束要求，使其在处世中感到分外疲惫，遂生归去的想法。所以，正如其“静以修身”的初衷，诗人选择了安逸的隐居生活，安贫乐道，研究理学。
刘因不仅是元初最重要的理学家、诗人，他更是我国古代传统儒生的典型代表。
从饱含信心的壮志少年到豪迈豁达的山居隐士，他从未放下“济世”之心，而是始终保持对社会民生的高度责任意识，潜心著述、教书授徒，为元初乱世中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